>>> 2006年第6期
中国旧石器考古史上的两次大讨论
作者：杜水生
2､关于小长梁文化的进步性
1980年,时隔20年后,小长梁遗址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石制品进步与否｡有的学者认为这是60年代关于北京人文化争论的延续｡
1978年,尤玉柱等在泥河湾盆地东部的小长梁发现了一处旧石器遗址,由于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鬣狗(Hyaena licenti)､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 sp.)､三趾马(Proboscidipparion)､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等,时代被定为早更新世,根据古地磁测量结果,估计绝对年代超过200万年,实现了数代学者在三趾马活动的地层里寻找人类活动遗物的梦想｡第一次发掘获得石制品804件,其中石核25件､石片47件､石器12 件､废品与碎块720件､骨片6 件｡石核被分为大､小两类,前者大小在10~15厘米之间,共19件;后者不超过5 厘米,共6 件｡石器 12件,被分为小型砍砸器(1 件)､单刃刮削器(10件)和复刃刮削器(1 件)3 类｡石制品所用原料以燧石为主,约占98.26%,脉石英次之,约占1.24%,石英岩和火山岩都很少,各有2 件,各占0.25%｡针对年代较早而石器比较细小的现象,发掘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采用的原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泥河湾一带所能攫取的燧石块裂隙多,不易制成较大的石片｡(2)与当时人类的生活有关系｡以采集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人类,使用的石器可能器型较大;而狩猎者则反之[6]｡
针对小长梁遗址发现的资料,裴文中先生认为,“ 有明显的第一步加工痕迹,还有的有第二步加工者,石器都比较小,……已经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当中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并对遗址的年代提出质疑[7]｡
贾兰坡先生也认为这批材料十分进步,打片方法和加工技术都有一定水平,决不是最初的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并推测在中国大陆可能还有时代更早的人类活动[8]｡
鉴于小长梁遗址在石制品性质和年代方面之间的矛盾,黄慰文根据对小长梁剖面和郝家台剖面的地层对比,认为小长梁遗址的年代改定为距今100万年或稍大于100万年比较切合实际｡他在对小长梁的石制品进行研究后,认为石器工业在打片技术上已经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这表现在:对原料的利用率较高;不仅出现一些小的长石片,更有意义的是还出现了修理台面的实例｡小长梁的石器类型已经相当复杂,它拥有多种形式的刮削器,有尖状器､钻具和小砍斫器,还可能有雕刻器｡小长梁石器采用锤击法加工,一般石器的刃缘呈锯齿状｡但同时也出现了个别刃缘平齐的,如上述的直刃刮削器(标本P,5508)和双端刃刮削器(标本P,5515)｡这两件石器的刃都有可能是放在软垫上修理出来的｡”他在谈到小长梁石器和北京人的石器的关系时指出:“北京人石器工业在继承小长梁石器工业的基础上,在不少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小长梁石器工业从技术和类型上都没有超过其后的北京人石器工业｡”[9]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长梁遗址又积累了一批新材料,尤玉柱对此进行了研究,并鉴别出其中有两极石核与石片､薄石片､小台面石片､单直刃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和小石钻,结合以前发现的材料对小长梁遗址的石制品作了如下概括:(1)选取的原材料以燧石为主,约占95% 以上｡它们采自遗址附近凤凰山上的燧石层｡由于燧石岩层较薄,约4~5厘米厚,因此,当时的人类在打片时可以直接利用层面作为台面｡(2)由于燧石块较薄,节理发育,因此遗址中的石片和修理后的石器普遍细小,长极少超过40毫米的｡(3)打片以锤击法为主,辅以砸击,打下的石片通常具有小､薄和刃缘锋利的特点｡(4)很多规整的小薄石片未经进一步加工便直接使用,使用痕迹清晰,崩落的碎碴往往在劈裂面一侧｡(5)不规整的石片加工成器也较简单,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故痕迹亦较陡直,极少有错向加工者｡(6)成器率低,器型不复杂,其中的单边直刃刮削器是这一遗址的稳定类型｡并认为小长梁的年代应在贾拉米诺事件界线之下,距今约100万年或稍大于100万年[10]｡
1998年,陈淳等对小长梁遗址进行重新发掘,除了对所发掘的石制品进行研究外,还进行了打制试验,认为:“石制品废品率极高｡即使不计石核与块状石料,有修整痕迹的石制品在整个采集品中也仅占0. 89%｡根据打片实验证实,小长梁石制品尺寸偏小是由于石料质地使然,非人工所为｡”[11]
1999年,李炎贤先生对小长梁石制品又作了重新研究,认为:“小的不规范的石制品并不说明技术的进步;小长梁石制品的原料利用率并不高;几件不规则的石叶状的石片也不足以说明打片技术的进步;所谓修理台面的石片亦难于肯定;至于所谓极精细的加工痕迹似乎用使用痕迹来解释更为合理｡总之,小长梁发现的石制品从打片和第二步加工的技术水平看来,加工简单粗糙,并未显示出任何明显的进步性质｡小长梁的石器类型并不复杂｡比较起来,小长梁的石制品没有北京人的石制品进步,也没有达到晚更新世的石制品的技术类型水平｡就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看来,小长梁的石制品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生物地层学及古地磁测年提供的论断是大致协调的｡”[12]
上述对小长梁石制品的研究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石制品的进步与原始,二是石制品的成因｡对于第一个问题,不同于对北京人石制品的认识在最初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认为原始,另一方认为进步;对小长梁石制品的认识开始都认为其相当进步,而认识到小长梁石制品并不那么进步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于第二个问题,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是后来才引起重视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研究者在20年中前后的认识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原料特点没有充分的认识｡虽然原研究者在最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小长梁遗址石制品细小是因为石料中裂隙较多,但可能由于和华北地区许多遗址以脉石英为主要原料的情况相反,小长梁的石料是一种和燧石非常相似的隐晶硅质岩,这一点往往使人认为小长梁的石料为一种优质石料｡另外,在对石料的研究中,对石料质地关注较多,很少注意石料的最初形态｡例如笔者在对泥河湾盆地东部旧石器文化与石料性质的研究时曾经注意到,由于石料最初形态是块状而非河卵石,在统计剥片率时就会出现较大的误差[13]｡后来,有学者通过对石制品更精细的观察､比较和打制试验,才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协调了小长梁石制品的技术特征与时代风貌之间的矛盾｡
二､启示与思考
从半个多世纪关于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进步与否的争论可以看出,没有充分认识石料的特点,仅把少数终端产品和西方或其它遗址进行对比是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猿人文化进步与否的争论中,针对劣质的脉石英,中国猿人发现了砸击技术,虽然砸击技术也能够生产出两侧平行的薄长石片,但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制品完全不同｡同样,小长梁石制品所表现出的进步性,如石器细小､剥片率高等,也是由于石料的原因｡因此,充分认识石料和石器制作工艺之间的关系,对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特点非常重要｡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因材施工”可能是中国古人类适应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也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