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中国旧石器考古史上的两次大讨论
作者：杜水生
1997年,张森水先生在研究了东谷坨遗址的石器和动物化石之后写道:“关于东谷坨地点,笔者有迷惑不解之处,即如何协调古地磁测定的地质年代的古老和石制品明显的进步性及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显示年代较新的问题｡……先说石器,其加工精致程度超过中国猿人文化期的同类石器,与中､晚期者可以媲美,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尖刃器,在数量上与中国猿人文化中期者相当(各占石器的11.5%),而比早期者(占5.9%)占比例约大一倍,另外,无论从形态或加工精致的程度看也远超过早期的,也可与中､晚期乃至华北更晚时期的尖刃器相匹敌｡还应指出一点,在卫奇分类的尖刃器一类内,有些清楚地属石锥类,如原报告图6 之3 和6｡”“东谷坨目前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具有中国北方中､晚更新世特点,而见不到早更新世的有代表性属种｡”[14]
2003年,在对东谷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研究中,侯亚梅发现了一类有规范形制和固定打片程序的石核,即“东谷坨石核”,它以生产小长石片为目的,从石核预制到剥片的过程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楔形石核有惊人的相似,并认为“东谷坨石核”的发现对东亚早期人类技术发展水平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学术影响[15]｡
本文暂不讨论动物化石和年代古老之间的矛盾,仅对石制品中“东谷坨石核”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和古地磁测年之间的不协调提出一些认识｡
从上面关于两次大讨论的结果来看,没有注意到石料的特点是引起两次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研究“东谷坨石核”时,也要充分了解原料最初形态对石核预备､制作乃至剥片的影响,这一点“东谷坨石核”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从原料产地直接采集合适的砾石或从遗址附近的岩层露头部分采集石料,从中挑选形态和尺寸合适的原料,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石料上具有的平展的节理面常常成为遴选毛坯中的有利条件而被优先考虑｡有证据表明石器制者已充分注意到节理面的平展优势,而在后面的步骤中直接利用现成的节理面作为设计方案里对形态有特殊要求的石核的台面或横(A､B)剖面之一｡当原料上有两个具备适当接合角度的节理面时,更是兼用两者使之分别成为需要中的台面和横侧面之一｡”[16]所以,当我们评估东谷坨遗址文化性质时也不应忽略石料的特殊性,不仅要了解石料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研究当地石料最初形态对石器制作工艺的影响｡事实上,在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中,“东谷坨石核”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性,也多少说明了某种区域因素对东谷坨文化的影响｡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类似“东谷坨石核”的发现可能会越来越多,届时我们也许会有更新的认识｡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课题批准号:40672106｡
[1]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载《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
[2] 贾兰坡:《中国猿人石器和华北各地旧石器时代早一阶段的石器关系》,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3]裴文中:《“曙石器”问题回顾——兼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题》(摘录),载《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
[4]贾兰坡:《谈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和曙石器问题——与裴文中先生商榷》,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5][12]李炎贤:《关于小长梁石器的进步性》,《人类学学报》1999年4期｡
[6]尤玉柱､汤英俊､李毅:《 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载《泥河湾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7]裴文中:《对“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一文的意见》,载《泥河湾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8] 贾兰坡:《对“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一文的意见》,载《泥河湾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9]黄慰文:《小长梁石器再观察》,载《泥河湾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载《泥河湾论文选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陈淳:《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8年3期｡
[13]杜水生:《泥河湾盆地东部早期旧石器文化的石料与文化性质探讨》,《文物春秋》2002年2期｡
[14]张森水:《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人类学学报》1997年2期｡
[15][16]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4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