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浅析凌家滩、红山文化玉龙、玉龟的文化内涵
作者：陶治强
二
龙、龟的文化内涵是历史的，日益丰富的，这种变化的动力源于史前社会的全面发展。毫无例外，凌家滩、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龟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形。
1、它表明了在凌家滩、红山文化时代，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史前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农耕经济已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内容和基础，渔猎则成为补充性的经济活动。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力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旱涝都直接影响着收成和年景。于是，先民们经常性地举行宗教活动祭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地母丰产，福佑人间。龙能呼风唤雨，又是沟通天与地、天与人关系的灵物，因而成为崇拜的对象。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春分是播种和农作物生长的时节，正需要细雨甘霖；而秋分是谷物收获的季节，龙潜入深渊，雨水也就少了。张建在《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认为：“‘龙’即‘垅田’，‘农田’。其意‘农’就是‘龙’，并非某种奇异的动物，而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表述或泛称。”[31]耿法禹在《中华龙文化》中谈到：“‘龙’的孕育，最早发生在早期农耕时代。”[32]龟也是人们乞求云雨、沟通天地的灵物。可见，正是由于古人对农业的重视，才得以形成龙的意念，进而产生龙、龟的图腾崇拜。凌家滩红烧土中的炭化稻壳，还有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发现；红山文化中发现有石耜、石锄、石刀、石镰和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以及两地分布广泛的聚落群等，都是史前农业高度发展的有力证据：粮食生产已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和非农人员。当时的饲养业也有了发展，凌家滩的牛首形龙，玉豕、玉鹰翅膀的猪首形；红山文化中的猪形龙、猪首面具、牛首形人等，均表明以牛、猪为代表的家畜已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饲养，并与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凌家滩玉人的斜条纹腰带，说明当时已有了纺织技术。凌家滩遗址、红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厚厚的坩锅片，说明金属冶炼也已经出现。两地所发现的精雕细刻、种类丰富的玉器，体现出切、割、凿、挖、钻、磨、雕刻、抛光等技术，“当时玉器制作已使用了皮带传动装置，金属器械钻孔和‘车床’等加工工具”[33]，彰显了上古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大量精雕细刻的玉器应是由专业工匠创作的。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商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时多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但并不排除像“海贝”这样一般等价物的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原始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已达到新的水平。
2、反映了宗教哲学观的演变。
由于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对很多身外的现象变化不能明其原因，也无力抗拒，常常困惑、恐惧，进而敬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就产生了。费尔巴哈说：“自然界是宗教的第一个对象。”[34]霍尔巴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是对自然物和自然势力的崇拜，即崇拜那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体。”[35]龙与龟的崇拜是图腾崇拜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体现，是“人们在观念上，开始从‘万物有灵论’逐渐转向对人、天地和某些特定的动物上的崇拜”[36]的体现。龙“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万千变化和强大的生命力，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灵。“天”对古人来说是十分神秘的，它既是人格化的天，又是自然的天，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人格化的天神秘莫测，左右人事，主宰世间一切。《尚书·康诰》：“帝休，天乃大命文王。”[37]这时候龙、龟就是天人交流的中介，王从仁先生在《中国文化源·龙崇拜渊源论析》中说：“龙，就是各种沟通天人的动物的通称。”“是天人交感意识的融合。”也是巫觋御用的通天神物。祭天祀地是农耕社会经常进行的宗教活动。凌家滩、红山文化都设有大型祭坛和神庙作为宗教活动的法场，气度不凡的凌家滩玉人、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红山女神塑像及大肚子的裸体女人，应是觋、巫、神妓之类的人员。两地出土的玉琮、玉璧、玉冠形器等都是宗教礼器。良渚文化既发现大量的玉礼器，也有反山、瑶山等大型祭坛的发现。山西襄汾陶寺随葬彩绘龙盘的大型墓内，就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发现[38]。凌家滩的玉勺，红山文化的筒形器、箍形器应是巫觋使用的法器。凌家滩玉兔是月亮崇拜的表现，《太平御览》引晋代傅云《似天问》诗：“月中何有？白兔捣药。”[39]太阳崇拜在两地也有反映，凌家滩玉鹰的身上刻有太阳纹，携带猪牲祭品展翅欲飞向太阳；红山文化中发现有太阳形器[40]。玉龟在两文化中均有出土。龟是阴阳的代表，红山文化那个男性墓主人双手各握一雌龟、一雄龟，象征着天和地，该男子当是权贵大巫。龟是宝器，《庄子·秋水》称龟是“天下之宝”[41]；《史记·龟策列传》：“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42]龟又是长寿的象征，《庄子·天下》：“龟长于
蛇。”[43]龟也是古人占卜的最佳材料。红山文化男子双手握龟，既有宗教意义，又是贵族身份的体现。
在和自然界不断的斗争中，古人对自然的天有了更多的认识，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逐步掌握了天象变化、季节转换等自然变化法则，并制定了律历。《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44]有人曾认为伏羲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尚书序》曰：“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45]“三坟”即就《连山》、《归藏》而言。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宗来先生证明“古三坟取象歌”非伪书，并阐述了它与《周易》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46]伏羲、黄帝时代已经有太阳历法，既是太阳崇拜的反映，又是古人对天象深刻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凌家滩、红山文化外方内圆的祭坛及玉琮都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凌家滩玉版上刻有宇宙的图象，大圆代表天球、宇宙和季节的变化，小圆是太阳，中心是银辉漫散的月亮，四周小圆孔是星宿在地之四方的影像。《礼统》有记载：“神龟之像，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47]“背负七星八方之图，腹有五乐四渎之像”[48]，“左睛像日，右睛像月”[49]。张敬国在《读玉凌家滩》中说：“我们有理由把大圆所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是与季节变化有关的图形。”[50]宇宙由神龟背负，在《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记载，女娲补天时，“断鳌足以立四极”[51]。四极即是支撑天盖的四根柱子。有学者认为湖北黄梅焦墩的大溪文化中，与卵石塑龙并存的三个石堆是星座。古人的原始宗教观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关系，追求的是天人和合、天人和谐的目标，也是人们对宇宙认知能力的体现。而龙、龟正是天人关系最形象化的表述，是沟通天—地—人的神灵，因此龙、龟崇拜能够折射出古人的宗教哲学观。
3、社会已经分层，等级制度形成，民族关系加强。
龙是权威的象征，“它具有无可估量的创造力，同时作为一种高贵的神灵，又是帝王的符瑞。”古代帝王视为祥瑞之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玄武即是龟或龟蛇合体。司马迁《史记》中记，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52]。龙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郑子语：“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5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宓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龙纪。”[54]太、宓羲部落应是以龙为标志和统一旗帜的，部落首领一般是由部落内部最强大的氏族选出，或由该氏族酋长担任。太、宓羲应是当时以蛇或龙为图腾的强大势力集团。《易》中记，龙是男性和男权的意味，是王者的象征，是古人农业生产的恩赐者[55]。何金松先生在《汉字形义考源·释龙》中认为，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出现的时代及其历史原因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男性首领们，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社会主导地位，从思想上强化男权统治，龙崇拜在华夏大地开始出现。”[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