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浅析凌家滩、红山文化玉龙、玉龟的文化内涵
作者:陶治强
器[58],是平民墓的代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建筑上是炼铜遗址,大“金字塔”周围的山头上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小金字塔)群址[59],大型积石冢和分布其周围的小型冢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层次差别。其中一座积石冢中心大墓即为出土佩带双龙相交的云形玉佩,头戴玉箍,腕有玉镯,手握玉龟的男性之墓,死者地位可能是仅次于王者的首领人物。该男子的装饰和凌家滩男性玉人十分相似,可见凌家滩男性玉人的地位也非同一般。凌家滩、红山文化中都有以大型祭坛和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的存在,有分布其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聚落群以及普通聚落,直观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层级,这与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的层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充分说明了社会层次的分化,等级制度的形成。同时,民族兼并和融合也在加剧,民族关系在不断加强。俞伟超教授曾对凌家滩龙首璜、龙凤璜进行过诠释,他认为:“这是在文明时代来临前夕,不同部落乃至部落集团订立军事同盟各持的信用,祭天为证。”[60]纪新在《龙图腾略论——龙文化系列之一》中说:“龙,作为复合图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氏族阶段,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孤立、分裂走向联合,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而部族,……”[61]凌家滩发现的玉双联璧在海安青墩、南京浦口营盘均有发现,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双联璧类似。“东山嘴绿松石鹄翅羽和尾羽的表现方式受到凌家滩双猪首翅鸟的启发。红山文化的龟崇拜不是本地的传统,而是受到凌家滩文化的影响,与社会上层之间的交流有关。”[62]两地发现的反映“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祭祀遗存,也说明长江下游和辽西存在着密切联系。
三
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考察两地文化遗存,隐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方面。经济结构分化,原始经济高度发展。史前农业、手工业、养殖业都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商业活动出现。各部门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活动和联系加强,有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贫富差别加剧,人们经济利益关系趋于复杂等。
2、社会方面。社会结构巨变,等级分化明显,社会关系复杂。社会组织:部落联盟(部族)—部落—氏族;聚落格局:以大型祭坛/神庙为标志的中心聚落(可能是城)—聚落群(邑)—普通聚落(聚)三层分布现象存在;人际关系:根据宗教发展阶段,分为前后两种层次关系:神—巫觋—平民,神—王—(以巫觋为代表的)贵族—平民。社会已跨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尊女从的关系形成。各地区政治斗争和结盟不断,各区域集团之间交流联系加强。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创造了条件。
3、原始宗教。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广泛建立,祭坛—庙—贵族墓/冢的格局是原始宗教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体现;宗教发展处于图腾崇拜的高级阶段,可能已有朦胧的祖先崇拜存在;从事宗教事业的专业队伍出现,扩大。原始宗教的作用和目的发生转变,人们的宗教观念随着部落的联合和兼并也走向统一,宗教活动和仪式已经规范化、程序化。
4、礼制。初始“礼”的生成。礼,《说文·示部》解:“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段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3]《大戴礼记·释礼》:“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军师,是礼三本也。”[64]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65]两文化中的祭坛、神庙、贵族墓构成的固定祭祀场所,祭祀中的一套规范、程序化的惯例,这些应该是“礼”的初始,是古代文明孕育、萌芽、发展的母体。龙、龟图腾崇拜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孕育、萌生、形成、发展、传播与融合的历史是一致的,龙与龟的文化史可折射出中华文明史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吉祥物;龟是古人心目中的灵物,符瑞。它们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发展变化的见证。龙、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通过出土材料探析玉龙、玉龟的文化内涵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了!
————————
[1][63]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宋·邢疏、晋·郭璞著、黄侃经文句读《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a. G·A·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b. 施密特:《比较宗教史》,辅仁书局,1948年;c. 转引自何根海:《大禹治水与龙蛇神话》,《池州师专学报》1999年1期。
[4]《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三联书店,1982年。
[5][18]《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6]西汉·刘向、刘歆校刊《山海经》,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
[7]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册),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8][9]萧兵:《操蛇或饰蛇——神性与权力的象征》,《民族艺术》2002年3期。
[10][64]赵建黎:《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
[11][12][13][20][28][39][47]《太平御览》卷931,中华书局,1960年。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15][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文化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16]童勉之:《龟与中华文化》,《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第1期,1995年。
[17]左丘明撰、蒋翼骋标点《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
[19]春秋·管仲撰、吴文涛、张善良编《管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21][24][42][52]《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22]晋·张湛注《列子》,上海书店,1986年。
[23][37][45]周秉钧注译《尚书》,岳麓书社,2001年。
[25][57]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工作队:《1989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2期。
[26][51]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7][44][55]《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9] J.Campbell,The Mythic Image 《神话意象》,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30]王小盾:《龙的实质和龙文化的起源》,《寻根》2000年1期。
[31] 张建:《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9期。
[32]耿法禹:《中华龙文化》,《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3期 。
[33]张经国、杨竹英:《凌家滩玉器微痕迹的显微观察与研究——中国砣的发现》,《东南文化》2002年5期。
[3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679页。
[35]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36]杨立新:《安徽地区史前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文物研究》总第12辑,1999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40]柏岳、曲石:《红山文化太阳形玉器考》,《文博》2001年1期。
[41][43]孟庆祥等著《庄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46]赵宗来:《文明肇始推伏羲,仰观俯察创〈连山〉——〈连山〉取象歌探奥之一》,《丹东师专学报》1977年4期。
[48][49]杨友平:《中国古代龟文化趣谈》,《教师博览》2002年12月。
[50]张敬国:《读玉凌家滩》,《安徽科技》2002年1~2期合刊。
[53]《左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54]《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56]何金松:《汉字形义考源》,武汉出版社,2003年。
[58]张敬国:《从安徽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谈中国的玉器时代》,《东南文化》1991年2期。
[59]徐子峰:《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试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
[60]转引自张敬国:《朝拜圣地——凌家滩》,《中原文物》2002年1期。
[61]纪新:《龙图腾略论——龙文化系列之一》,《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2期。
[62]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3期。
[65]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