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上)

作者:胡传耸




  同墓出土的车辖末端插入车軎内不露于軎体之外,与顺义龙湾屯墓出土的軎辖组合相似,纹饰亦皆为“几”字形勾连蟠虺纹,同类形制亦见于河北怀来北辛堡M1,显非十二台营子文化本身流行因素,其与铜簋的性质当是一致的(图一,3、13)。
  5、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墓[19]
  有大型墓两座,其四壁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风化砂石垫底。出土铜鼎1、戈1、曲刃短剑4、短剑柄1、镞6、环首刀2、斧2、凿2、钮6、蛙形饰2、双蛇衔蛙形饰2、蛙形节约12、虎衔兔饰2、虎形节约7、圆泡4、马衔2、马镳2,以及虎、鹿形金饰,金片卷成的圆管等。另外,还出土1件红陶壶,夹砂,手制,素面磨光,长颈,口略侈,鼓腹,平底,未发表线图或照片。
  简报将其归入十二台营子类型,时代当战国中期,观点可从。
  出土铜鼎,子母口带盖,圆腹,盖上三环钮,钮上饰鸟喙状突起,盖周缘饰团花纹(图一,14)。近似形制见于北京地区采集品[20](图一,4),此鼎可暂归于燕文化器物。其纹饰也近北京地区采集品,而不见十二台营子文化青铜器,此鼎显非十二台营子文化的本身因素,与南洞沟铜簋、车軎一样,由十二台营子文化本地制造的可能性极小。
  十二台营子文化中可明确断为燕文化因素的即如上述。就南洞沟墓簋、车軎以及三官甸鼎而言,十二台营子文化中的此类燕文化因素皆系从燕文化中照搬过来,不曾做过一丝改进。而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青铜器也不见融合燕文化铜器特征,文化间的隔阂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自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都可以看到燕文化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东北地区所见燕文化因素并未融入当地文化,亦没有见到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战国晚期处于燕国疆域内的部分墓葬还保留了当地前期文化的某些因素。不过,双方互现的因素在数量上皆较少,表现出来的联系并不密切。
  
  二、东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关系
  
  玉皇庙文化,得名于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的发掘,年代当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或略晚,主要分布于冀北燕山、军都山及其余脉地带,西可达张家口地区,东部可达承德地区。玉皇庙文化目前所见主要是墓葬遗存,包括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龙庆峡墓地、西梁光墓地,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甘子堡墓地,滦平梨树沟门墓地、虎什哈炮台山墓地等,据统计约830余座[21]。在北京延庆还发现一处西周晚期的窖藏[22],未发现相关的居址遗存。玉皇庙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区别于周围其他考古学文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青铜环首刀、大量的以写实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带钩、马具以及小件金铜牌饰、弹簧形耳环等为其代表性器物群,另外,东西向的墓葬,殉葬马、牛、羊、狗头骨、肢骨,以及覆面习俗等也是其墓葬流行的特点[23]。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靳枫毅等学者认为是文献中所见的“山戎”[24],林认为应该是春秋晚期被赵国灭掉的代国[25],韩嘉谷则认为应当属于春秋时期的白狄[26]。在未达成共识之前,杨建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都以“玉皇庙文化”指称这一类遗存[27],应是比较科学和谨慎的做法,本文从之。
  东周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毗邻,后者墓葬中常见的殉牲、覆面习俗以及随葬青铜短剑、小件牌饰等现象,不见于燕文化墓葬中,二者在葬俗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而就器物而言,又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有关二者的差别,本文不多言,以下就其相通之处略加说明。
  1 、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28]
  位于怀来县城东,背靠燕山。发掘墓葬两座,皆土坑竖穴墓,东西向,填土夯实。M1长15.1米,宽5.1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顶部夯填土中发现杀殉的马、牛、羊的头骨、肢骨,以及随葬的车马器、漆箱等,棺顶上殉人骨架一具,是杀后肢解放上的。椁外两陪葬棺,陪葬人皆俯身直肢葬,骨架旁有青铜短剑、环首刀等。该墓出土随葬品61件,包括铜鼎1、豆形器1、壶1、缶2、鉴2,以及铜兵器、车马器、服饰小件等。M2的规模较M1小,葬俗与M1同,出土少量青铜兵器及金、铜饰件等,未见青铜容器出土。
  
  北辛堡 M1出土的外翻耳铜鼎(图二,9),见于唐山贾各庄,三河县大唐迥、双村,北京顺义龙湾屯,燕下都东斗城等地的燕文化墓葬中(图二,1),时代当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M1铜鼎盖部近平,周缘不加钮饰,腹部略深,属于同类器中较晚的形式。M1出土铜壶(图二,10)属提梁壶类,见于春秋晚期唐山贾各庄燕文化墓葬(图二,2)及山西浑源李峪村等,非为玉皇庙文化本身因素,当为从周围文化中吸收的因素,此又一与燕文化相通者。论者据其体饰多周弦纹或以为可以晚到战国早期,似嫌偏晚。M1、M2出土形制近似的青铜戈两件,戈内两穿,戈尾扬起(图二,13),与唐山贾各庄燕文化M18出土铜戟的戈部形态近似(图二,5),唯贾各庄戈援部较短,首近圭形,当是比北辛堡两戈更早的形式。另,M1出土一套车軎及辖(图二,12),軎体饰“几”字形勾连蟠虺纹,基部穿辖处有两孔,辖身穿入軎体后,辖末包含在軎体中,并不出露于軎体以外。同种形制的軎辖在北京顺义龙湾屯燕文化墓葬中出土两套(图二,4),纹饰与之近似,龙湾屯墓葬为春秋晚期,比M1略早。与燕文化形制近似的铜器出现于北辛堡墓葬中,并且形制方面均有细微的变化,除了考虑时代因素之外,或许还可以解释为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2 、河北滦平虎什哈炮台山墓地[29]
  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丰宁县交界处,潮河的上游,共发现墓葬35座,皆土坑竖穴墓,东西向较南北向多,其中5座发现杀牲殉葬现象。根据出土器物和葬俗,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典型的玉皇庙文化的墓地。
  M6是一座方形土坑竖穴墓,头向西偏北35度,葬主为男性,葬具一棺,除出土大量玉皇庙文化常见的环首铜刀、铜镳、带钩、带扣外,还出土铜敦、深腹高柄豆各1件。与铜敦形制近似者见于北京通县中赵甫、河北迁西县大黑汀的燕文化墓葬中(图二,7、8、16),年代当战国中期;而M6陶盖豆的深腹风格则可能会较战国中期更晚一些(图二,17)。
  在炮台山被破坏扰乱的两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陶盖豆,与M6的陶豆相比,该豆捉手较高,腹较浅,柄高在器高中占有较大比例,为战国中期形制(图二,18)。
  M6的规模与同墓地诸墓相比,显不出大的差别,与前述北辛堡两墓的规模则差之甚远。该简报对铜敦描述为:“通体浑圆,盖顶三鸟形环纽,上饰斜三角雷纹,盖身自上而下以三角雷纹地组成宽带纹一周。宽带纹之上又以云雷纹组成的三角形图案一周,顶中为交叉式云雷纹图案。敦上下体以子母口相扣,下体花纹与盖基本相似。口部左右有环耳各一,底有鸟首形环足三,通高20.6、口径15.4厘米。”
  通县中赵甫墓葬发掘简报[30]对其出土铜敦的描述为:“通高21.5、腹径16.5厘米。圆球形,器腹口两侧有二环耳,器和盖皆有三个环足或环钮,足与环钮末端呈鸟喙形。器与盖纹饰基本相同,均饰大三角形、变形蟠虺纹,盖顶中心饰涡纹,钮饰斜角云纹。”
  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两铜敦无论在尺寸形态,还是在纹饰方面都是极其近似的,至少从所发表的线图及拓片上看不出大的差别,那么M6的这件敦或许可以理解为玉皇庙文化自燕文化内照搬来的文化因素。发现的两件陶盖豆,多见于同时期燕文化墓葬中,而很少见于玉皇庙文化,亦当由吸收燕文化因素而来,不过暂时还不能判断其是否由玉皇庙文化本地制作。
  

[1]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