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上）
作者：胡传耸
贾各庄M18出土外翻耳高圈足铜盘一件（图二，3），同样形制的见于北京延庆玉皇庙M2（图二，11），根据两盘各自共出的铜可以明确断定玉皇庙盘早于贾各庄盘。近似形制的盘还见于河北灵寿西岔头春秋墓以及山西浑源铜器群，虽不能判明该类形制的盘源于何地，但至少表明二者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们之间的联系。
4、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32]
玉皇庙M61出土一件细高柄浅盘豆（图二，15），无盖，圆唇，柄细高，中上部填实。此类形制在玉皇庙墓地中仅此一见，非玉皇庙文化本身的因素；而在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的遗址、墓葬中，此类豆却是屡见不鲜的。报告作者据此推断玉皇庙墓地下限或许可以晚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件铜豆亦应该是玉皇庙文化就近吸收来的燕文化因素。
而同一墓地中的M52出土一件指甲纹三足陶罐（图二，14），短颈，斜直口，双环耳，鼓肩，腹斜收内敛，圜底，三实足外撇（除此罐外，未见发表同墓器物）。结合整个墓地的情况看，该墓的年代或许也可以放在简报作者所定的两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滦平梨树沟门L∶1653鼎的形态与此三足罐近似，唯其肩附环耳有所不同。梨树沟门墓地发掘简报定其年代在春秋早期到战国早期之间。
唐山贾各庄M24环耳三足罐形陶鼎（图二，6）与玉皇庙M52三足罐形态极似，亦为颈附环耳风格。据简报言，同类器在贾各庄墓地共出5件，分别见于M9、M21、M23、M24、M36。该类鼎“敛口，唇外侈，腹作圆球形，两个环耳由唇向外延伸转折下接于肩，腹下附三个圆锥形足，无盖，手制，表面磨光，腹上划有一周‘’形纹，灰褐色，部分作黑灰色，也有全部黑灰色的。个别鼎腹内有烟薰痕迹”。据M23∶14陶壶及小口壶的形态，贾各庄墓地所见三足罐形鼎的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期较早段，比玉皇庙、梨树沟门墓地所见三足罐或罐形鼎要晚，可以顺其自然地认为此乃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吸收。
综上分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就目前发现而言，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的接受少于后者对它的文化因素的吸收。而且，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因素的吸收，是见于玉皇庙文化不同等级的人群的，从怀来北辛堡大型墓到玉皇庙、虎什哈炮台山的中小型墓中，都见有燕文化因素的影响。靳枫毅、王继红在论及虎什哈炮台山东西向墓和南北向墓共存的情况时，认为这是其文化“开始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随了燕和中原文化的葬俗”[33]，可备一说。同样，燕文化也从邻近的玉皇庙文化中吸收了少许因素，但这些因素的数量是极少，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两个文化的交流中，燕文化是主要的输出者。
三、东周燕文化与浑源李峪铜器群的关系
浑源彝器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发现于20世纪初期。解放后，山西亦做过一些工作，但所获不多。自发现以来，多有著录与研究，其综合性研究当推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34]、赵化成《东周燕代青铜容器的初步分析》[35]（以下简称《研究》和《分析》）两篇
文章（有关著录以及既往研究史亦可参见两文）。另，浑源铜器与燕文化形制相似者皆当春秋晚期，浑源时当代地，故本文赞同两文浑源铜器系代国遗存之说。
《研究》和《分析》皆将浑源铜器分为三类，即近晋系、近燕系和近北方铜器类。兹将燕文化所见与浑源铜器形制相近者列成图三，并就所列若干器物及相关问题略作说明。
1、 关于环耳鼎（图三，1、2、8、9）的年代问题。此类鼎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文化墓葬中，其变化规律是由浅腹到深腹尖圜底。由“王后鼎”来看，这种鼎在燕地可以流行至战国时期，不早于战国早期。浑源所见环耳鼎皆浅腹，与燕文化CI式环耳鼎形制近似，为同类器演化序列中较早的形制，可以定在春秋晚期。北京通县中赵甫墓出土一件环耳鼎，腹浅且饰细密蟠虺纹条带，就其形制而言，与同类器中春秋晚期形制近似，与同墓出土战国中期铜器风格迥异，应为春秋晚期的遗留。综合上述，环耳鼎在燕地流行的时间长于在浑源流行的时间。
1971年，河北满城县采石厂出土一件环耳鼎，共存圆形捉手盖鼎、各一件[36]，圆形捉手盖鼎的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晚期。环耳鼎盖上附三横向环耳，与浑源及燕文化所见C型鼎的兽形钮作风不同。横向环耳风格见于山西上马墓地附耳盖鼎，据《上马墓地》[37]报告的分期结果，此种风格流行时代介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偏早段。由此观之，满城采石厂环耳鼎，或系目前所见同类器最早的形制。满城三件器物出土情况不明，东周燕文化中未发现与其同时代的铜器遗存，故不易做比较研究。目前不易判定此种器类是否燕文化创制因素。
2、 燕文化所见铜簋形制差别不大，难以看出其间是否有早晚关系，时代皆定在春秋晚期。《研究》把浑源铜簋分为两类，分别以图三中的10、11为代表，并把前一类归入晋器，后一类归入燕器。就盖钮形态来看，前一类为三卧鸟钮，不见于燕文化铜器，而晋器又少见此种簋类形制，其当为两系铜器融合之作。本文更倾向于从形制方面归入燕式器。
3、浑源铜豆腹部施有狩猎纹（图三，12），而唐山贾各庄M5铜壶的腹部亦施狩猎纹（图三，5），笔者曾仔细对照两器纹饰，二者有完全相同的纹饰单元，构图单元内场景布局及个体形象均相同，皆如图三，7左一所示。如果仅是单纯的模仿之作，不至于分毫不差，本文倾向于二器铸造出于一手，然无其他证据，尚不能论定。
4 、《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38]中发表了三座墓葬的资料，其中M2、M3已被破坏，具体埋葬情况不明，仅发表了出土器物。M1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墓室为土坑竖穴，口大底小，方向为75度，葬具为一棺一椁，棺内安放一具女性尸骨，头在东，俯身直肢葬，头部放置骨笄一枚，腿部放置铜削一件。在椁内棺外殉葬一具未成年人的尸骨，也为俯身直肢葬，无随葬品。
东周燕文化墓葬，历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及屈肢葬，不见有俯身直肢葬式，亦不见一例殉人现象，此墓葬俗与燕文化墓葬迥异。倘浑源铜器器主与此墓主归属于同一文化，则浑源铜器非燕器明矣，这正与该简报将其归属燕文化的说法相反。
综上所述，春秋晚期燕文化与浑源铜器所代表的文化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二者之间流行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虽然在社会习俗上各自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但就器物层面而言，却互相之间影响、吸收，显示了较大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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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法》，载《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297页。
［2］ 关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请参见a.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b.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4期；c.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2期。
［3］ 李林、刘朴：《承德县西三家村、旗杆沟村发现战国墓葬》，《文物春秋》1990年3期。
［4］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3期。
［5］［7］［10］ 郑君雷：《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文物》2005年3期 。
［6］ 傅宗德、陈莉：《辽宁喀左县出土战国器物》，《考古》1988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