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上）
作者：胡传耸
【摘要】东周时期燕国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东周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其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既有对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吸收，也从不同程度上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影响。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从文献记载的历史来看，东周时代的燕国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周边，国家、部族林立，并且相互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目前所知东周时期燕国及其临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来看，虽不能将诸文化尽与史载国家、族属一一对应，然其各自存在时代、分布地域以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则显示出一幅相当生动的社会格局。
东周燕文化与所有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其“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尽管整体面貌基本相同，但局部特征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就其形成渊源而言，更不会单一化，而往往极为复杂”[1]。下面就东周燕文化与其周边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来的关系略作讨论。
一、东周燕文化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这里所谓东北地区，是指内蒙古东南赤峰、宁城以及辽宁地区，并非广义的东北地区。在此一区域的努鲁儿虎山以东，西周晚期兴起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在它的西面，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发展到了其自身的鼎盛阶段；春秋晚期，原本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占据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新兴起一支水泉文化，并一直存在到燕文化来临，同时期与水泉文化并存的则至少可以分为三类遗存：凌河文化的晚期、凌源五道河子遗存以及敖汉铁匠沟遗存。随着战国晚期燕国向东北地区的扩张，诸类文化趋于衰退，渐致形成了该地区燕文化大一统的局面[2]。下面结合几处考古遗存，对燕文化与该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略作说明。
1、河北承德县边家沟、砖厂墓葬[3]
两处所见皆为征集品，非属一墓。
边家沟墓所出2件陶罐：原Ⅰ式，侈口，瘦肩，平底，器表有明显的轮痕，接近底部饰绳纹（图一，5）；原Ⅱ式，侈口，丰肩，平底，素面。另出1件内钩三足陶鼎，带盖，圆腹较深，盖、器合成球形（图一，9）。
砖厂墓出1件陶罐，侈口丰肩平底，素面，形制与边家沟墓原Ⅱ式相近。另出1件三足罐形陶鼎，侈口束颈，圆球形腹，三足较高，向内钩，腹中部饰三道弦纹（图一，10）。
同墓地出土仿铜陶壶，皆近直颈，腹部近球形，腹部或由颈至下腹部皆饰多道弦纹，此为燕文化仿铜陶壶中最晚的形式。所出陶鼎，深腹，矮足略外撇，郑君雷指出此类形制与北京地区汉墓出土陶鼎风格近似[4]。综上所述，边家沟、砖厂墓葬的年代可定在战国晚期到战国末期。
上述边家沟、砖厂出土的陶鼎、罐少见于同期燕文化墓葬或遗址，当非燕文化本身因素。郑君雷认为陶罐当为来自凌河文化的因素[5]，暂从其说。两鼎的来源暂不明。
2、辽宁喀左园林处墓[6]
为石椁墓。出土铜带钩1、青铜短剑1、陶壶2、陶罐2、陶盆1、陶鼎1。其中陶鼎残器，深腹，附耳，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
所出2件陶壶，侈口或斜直口，溜肩，肩上附对称环耳，鼓腹，平底；其中原Ⅱ式壶的口沿下饰多道弦纹（图一，7）。
所出2件大口罐，侈口，外叠唇，束颈，微鼓腹，平底（图一，6）。
所出陶鼎或系燕文化器物，而石椁葬具以及陶壶、罐皆不类于同期燕文化遗存。郑君雷认为：壶的腹部附双耳，当是受梨树沟门类文化遗存的影响；而外叠唇罐则可能是凌河类型的遗留，与敖汉水泉墓地出土的外叠唇罐近似[7]。王立新肯定了郑君雷的说法，并且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来自冀北山地一带的受燕文化影响较深的移民[8]。不过，水泉墓地亦出双耳罐，与园林处墓葬出土两壶腹部附双耳风格近似，唯颈部较两壶略短。基于此点，园林处墓出土两壶的双耳渊源未必一定要到梨树沟门类文化遗存中去寻找。
3、 辽宁喀左眉眼沟M1[9]
出土三足罐2件（简报称为鬲），两器形制相近，侈口，短束颈，圆腹，底近平，下附三个外撇的实足尖，素面无纹。M1∶1弧裆，M1∶2宽裆近平（图一，8）。
M1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32度，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器物放在椁棺之间。墓内填土夯实。骨架一具，女性，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随葬鼎、豆、壶、盘组合，以及前述两件三足罐，不见。随葬16根长条状小石板，系用灰白色泥灰岩磨制而成，皆残断，长度不详，通体作长条板状，两面磨光，头尾两端一般都切割整齐，有的头端有收分，出土时全部放在棺盖西半部中段，放置散乱没有规律。据简报作者言，1977年喀左园林处一座墓葬内也有类似发现，认为皆同于唐山贾各庄墓随葬石板现象。
墓主头侧殉羊肩胛骨及羊肢骨各一件。
该墓葬形制及葬俗与一般燕墓无异，随葬仿铜陶礼器可据以断代，当战国晚期。仿铜陶礼器组合与一般燕墓近似。随葬长条状小石板的现象或许与唐山贾各庄所见相似，贾各庄可明确断代的墓葬皆不晚于战国中期，此墓年代与之相差较多，且贾各庄诸墓不见殉牲，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并不完全相同。除殉牲外，眉眼沟M1从随葬品组合及葬俗来看，都与同期燕文化墓葬近似，那么殉牲的习俗从哪里来呢？郑君雷认为三足罐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后续因素[10]，王立新则将三足罐归为冀北山地的文化因素[11]。结合赤峰红山区战国墓[12]的情况，王立新将此类因素解释为冀北山地原住居民向东北地区的迁移，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燕国对该区域的占
领[13]。如果考虑到殉牲习俗一直为冀北山地玉皇庙文化葬俗中的重要现象，显然王立新的说法更为合理。
4、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14]
墓坑呈圆角方形，方向80度，南北两壁有二层台，沿墓坑有用砂岩砌的椁壁，葬式不明。出土有铜簋1、曲刃短剑1、戈1、削1、车軎2、衔2、鳐鱼形当卢2、节状器2、带钩1，以及骨镳1、石斧1、陶罐1、石串珠12。
刘国祥将该墓定为十二台营子文化战国早期的典型代表[15]。墓中出土铜簋见于河北唐山、三河等地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文化墓葬中，将该墓定在战国早期似嫌偏晚。林在对东北系铜剑的讨论中曾把该墓年代定在春秋晚期，后改为春秋、战国之
际[16]，本文从其说。
简报关于南洞沟铜簋的描述为：“壁薄，椭圆体，圆腹，子母口，无盖。兽头状双环耳。腹上部饰内填细蟠虺纹的横长条格纹带，间以绳结纹。圈足较高，足底边饰带纹。通高11、口径长12.9、宽9.8、壁厚0.1厘米。”（图一，11）
再录春秋晚期河北三河县大唐迥M1出土铜簋[17]的描述：“椭圆形，鼓腹，子母口，高圈足，腹部两侧各有一兽首状环耳。盖平顶微鼓，周围有三鸟形钮。盖上和腹部饰以双绳结纹组成的横长方格纹，格内填细蟠虺纹，圈足底边饰一周弥纹。通高14、口径长13、宽10.9、壁厚0.1厘米。”（图一，1）
对照两簋的描述，除去盖部存无及用词的不同外，二器差别微乎其微。反观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青铜器，再不见相同形制的铜簋。绳结纹方格内填细密蟠虺纹的纹饰也与十二台营子文化流行的“三角纹、曲尺纹、方格纹和斜方格纹”[18]等迥异。由此观之，南洞沟铜簋的形制风格相对于十二台营子文化显系异文化因素，由十二台营子本地制造的可能性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