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饶阳县韩村李氏地契辑录及考释
作者：张 玉 李秀荣
大街路南（四至、弓尺略）大街路北（四至、弓尺略）
中人（略）
共和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此为李氏族中为置换庄基地事所立的地契，详细说明双方庄基地面积及四至弓尺数字，言明双方置换后“永远为业”、“永无反悔”，最后是按有手印的八位中人及代笔人。在立契时间“共和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处钤盖有“留楚公社小韩村生产大队”圆型章。
二
饶阳县韩村李氏家族保存的地契反映了如下社会现实：
1、饶阳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
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属衡水市。西汉高祖年间始置县，以县南有饶河，故名饶阳。韩村，地处饶阳县东南，与深县、武强县毗邻，历史上称小韩村。《饶阳县志》载，县城东南“二十八里小韩村”，故在乾隆三十六年、嘉庆二十年、嘉庆二十四年的3张地契天头处皆有不同于契中书体的“东南小韩村”5个字，为县吏办理纳税手续时所书，以区别于县城西南的“韩村”。明代饶阳“属北直隶真定府晋州”[2]，清初沿袭明制，仍属晋州。雍正二年六月，深州升为直隶州，“以安平、饶阳、武强三县之属”[3]，故在乾隆五十九年赵增禄卖地契上钤盖“深州直隶州印”。此前的乾隆三十六年王从福卖地契所钤“饶阳县印”，表明由饶阳县征收契税；乾隆五十九年地契上钤盖“深州直隶州印”，不仅表明契税直接由直隶州征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饶阳县隶属于深州直隶州的史实。至清末，饶阳一直隶属于深州直隶州。民国初年，地方行政区划仍沿袭清制，实行省、府、县三级制。民国二年（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发布了《统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府一级行政建置，直隶州、直隶厅及散州、散厅均划一名称为县”；“是年2月，直隶省正式裁撤府一级建制……深州直隶州改置深县”[4]。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县公署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6月28日，直隶省改称河北省，按《河北省志·建置志》[5]以及新《饶阳县志》[6]记载，“饶阳直隶于河北省”，但在粘连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河北省财政厅印发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纸”上钤盖的是“深县县政府印”，县长为“熊县长”。小韩村地近深县，所以在饶阳成为独立县时，小韩村仍隶属于深县。
抗战胜利后，饶阳县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积极进行土地改革。作为土改胜利成果的标志之一，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日，华北区政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规定：李氏家族所有土地房屋“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而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权性质的新生政权“饶阳县政府印”也盖在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土地私有逐渐转变为集体所有。1958年8月28日，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做出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全省原有的42000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953个人民公社[7]。当时饶阳县划为4个人民公社，1962年1月又分为13个人民公社[8]，李氏所在的小韩村属留楚公社（留楚在县驻地东南12公里处），“共和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的置换庄基地契正是全县刚刚调整为13个人民公社的当年，契中印章“留楚公社小韩村生产大队”即是证明。
韩村李氏地契上钤盖的不同时期的“饶阳县印”、“深州直隶州印”、“深县县政府印”、“饶阳县政府印”、“留楚公社小韩村生产大队”章，是对饶阳的地方建置沿革以及社会变迁史实的真实记录。
同时，观察清代地方官印，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乾隆三十六年与嘉庆二十年、二十四年地契所钤印章“饶阳县印”大小相同，皆为6.8厘米见方的右汉文、左满文形式，但乾隆年间印章的边栏为0.5厘米，嘉庆年间的则为0.7厘米，显示了清代官印边栏日趋宽、粗的特点[9]。右汉文、左满文的“饶阳县印”几个篆字虽然相同，但嘉庆年间印章上的文字笔划更趋向瘦细。另外，钤印在乾隆五十九年地契上的“深州直隶州印”为7.5厘米见方，大于乾隆三十六年地契上6.8厘米见方的“饶阳县印”，而小于钤印在契尾上的10厘米见方的“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之印”省府章。官府印章的大小反映了清代官制等级森严的史实。
2、清朝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
在清朝社会内部，社会基层组织也在发生着变化。嘉庆、道光年间的3张官制“杜绝契”上有“丹桂社九甲”、“丹桂社五甲”字样，“丹桂社”是卖主、买主所在社。清代承袭明代的里社制度，顺治“十七年,令民间设立里社，则有里长、社长之名”[10]。饶阳县在明朝“洪武初编户十五里，永乐五年以户口繁庶，又迁山西榆汾等民入籍，增编四里，共十九里，而社因之”。“其后各社，岁久迁徙无常”。清乾隆《饶阳县志》云“在城曰坊”，然后按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方位分为若干社，“东南曰丹桂、正节、孝行、崇教、崔村”[11]。社为赋税区，其下分甲，故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官制“杜绝契”上有“丹桂社九甲”、“丹桂社五甲”字样。其时，里社组织的功能已渐趋废弛，只剩一名称而已。“当里社衰落蜕变之时，直隶各州县在雍乾以后陆续出现了另外一种职役系统，其基本组织结构是：在自然村与州县之间设置一级组织和区划，……我们统称之为地方；……对于这种职役系统，我们称之为乡地组织。” [12]（另有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保甲组织”，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通过里甲组织“实现对乡村的统治”[13]。）当时的饶阳农村不仅仍保留着里社组织，而且出现了乡地组织，这从嘉道时的3张“杜绝契”上中介人中有“地方”一名可知。嘉庆二十年地契中有“地方”，却无签名者，嘉庆二十四年与道光二十年地契上的“地方”签名者分别是“王从隆”和“王素轩”。乡地组织的管理功能在逐渐扩大，“乡村社会转而开始以自然村为单位来支应各种官差”[14]。“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15]。
3、丈量土地的长度单位与“册地”、“粮弓”
饶阳李氏家族保存的这8张地契，无论是买卖、典当土地，还是手写的民间地契或官制契纸、房屋土地证，其丈量土地的长度单位皆为“弓、尺、寸”（一弓等于5尺）。就笔者所见，在河北境内与此相同的还有东部的沧县王氏地契、青县郑瑞堂卖地契，北京南部的固安张氏地契[16]，而与山东毗邻的盐山县以及饶阳西南百余里外的束鹿县，当时丈量土地的单位为“步、尺、寸”（“步”与“弓”同，皆等于5尺）[17]，可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现象。
乾隆三十六年、五十九年卖契，民国二十四年当契以及1962年置换土地契约上，×亩×分土地前面都有“粮工”或“粮弓”一词，而在嘉庆二十年、二十四年的两张官制卖契中则用了“册地”一词。明代实行鱼鳞图册，登记农民土地。清代承袭明制，康熙时规定，以康熙五十年人口为准征收赋税，再增人口“永不起科”；雍正时实行“一条鞭法”，农民土地登记在册，按土地多少向国家缴纳赋税，故官方称“册地”，指在册之地。在民间则习惯称“粮弓”或“粮工”，即表示向国家缴纳赋税粮食的土地数量面积。从这个意义上讲，称“粮弓”较“粮工”更合乎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