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饶阳县韩村李氏地契辑录及考释
作者：张 玉 李秀荣
在李氏地契中，有5张土地买卖契约，笔者将其基本情况列表如下（表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庄基地远较耕地价格高。如可比性较强的乾隆年间两张地契，乾隆三十六年卖契中，0.225亩庄基地卖价为2.5 两白银，每亩地价约为11.11两；乾隆五十九年卖契中，2.7176亩土地卖价为20两白银，每亩地价约为7.36两白银，比庄基地低了约1／3。原因是庄基地一般地处村中央或靠近村中央，适宜盖房居住，生活方便，且有四邻，有一定的安全性，故地价较高。同为庄基地，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二十年两张地契的地价都高达每亩40多两白银，几近乾隆三十六年地契的4倍，主要原因应是庄基地上有房屋，只因使用格式固定的官制契纸，受其所限，契文中无法标示出来，不然不会有如此高的地价。当时饶阳所属的深州，“土薄而人寡。自唐以来，下于他州”，康熙时，饶阳“定县为中，治积谷一万石”[18]。在这土地瘠薄的地方，上好的熟地价格肯定不菲，更不用说村中庄基地的价格了。像李氏家族的李振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长达40余年中，花去近50两白银先后买进大小不等的三块庄基地与二亩多耕地，应该是一个勤劳持家、踏实能干的自耕农民。
嘉庆二十年王振山卖地契也值得关注。丹桂社九甲王振山将“庄基一段”计“壹毫捌丝肆忽”卖与同社五甲李振彩。“壹毫捌丝肆忽”庄基地到底有多大？按照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 [19]粗略计算，壹毫捌丝肆忽土地即当时的0.00184亩，合11.04平方尺，约3.469尺见方，按清代量地藩尺，1尺合今天0.343米，也就是边长不足1.19米见方的一块地方。0.00184亩地卖价5钱白银，1亩地价格为272两白银，地价之高，实属罕见。这有着特殊的原因，自古至今，民间都讲究庄基院落的整齐方正，此块庄基所处位置“东至本主，西至卖主，南至买主，北至卖主”，“本主”与“买主”应为一人，因此时纳税的是买主李振彩，故自称“本主”。李振彩为了院落的整齐，用5钱白银买下了这不足1.19米见方的一小块庄基。更主要的是，李振彩到官府登记缴纳税银“一分五厘”，官府不仅为此卖契粘上契尾，而且钤盖“饶阳县印”以及“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之印”，其目的是证明自己对这一小块庄基的所有权，以提高土地证书的法律效力。
以上5张卖契皆粘有契尾，除乾隆五十九年契尾的时间被当时县吏裁在左半幅不得而知外，其余4张卖契皆为当年纳税。对于此，清朝规定：“凡民间执契投税，官给司颁契尾一纸，粘连钤印，令民间收执为据。”[2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下旨：“令民间税契无司颁契尾者，首明即行补给，其税银于原经手之州县名下追完，……立限一年。”[21]乾隆《饶阳县志》云：“每岁赴布政司请领契尾正副相连，钤印中界。凡民间田宅交易送契到官，粘给正照副照，汇解司库。每价银一两输税银三分。”[22]5张卖契的契税皆为交易价钱的3%，合乎契尾“每两投税三分”以及县志“每价银一两输税银三分”的规定。
与乾隆五十九年卖契、契尾粘连在一起的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河北财政厅印发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以此来看，即使过了近一个半世纪，国民政府仍然承认清朝地契的合法性。同时，也可看出当时军阀混战，国民政府以种种名义搜刮钱财的事实，这二亩七分一厘土地在当时缴纳“投税银六两”的147年后，又缴纳验契纸价“七毛”，注册费“一毛”，印花税“贰分”，共8毛2分。从该验契的编号“财字第叁贰玖零贰叁壹号”看，数字已达7位，足见此类验契数量之多，范围之广。
贴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验契上的印花税票，形状如同邮票，上方有“国民政府印花税票”字样，下面有“贰分”两字，中央图案为当时的中国地图及中华民国国旗，“河北深县”4个黑色印刷字均匀分布在税票中央。这样的税票俗称“地图旗印花税票”。印花税是中国仿行西洋税制的第一个税种。一般认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朝拟开征印花税，“三十三年（1907年）度支部奏准颁布《印花税则》，咨商直隶总督，先在直隶试办，因天津商会屡请缓行，度支部乃改定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一律开办，但因商民反对，终未实行。”[23]事实上，早在清末（宣统元年）就已开征印花税[24]。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10月21日颁布了《印花税法》，并于次年3月正式实施。3月1日，“直隶开征印花税，由财政部委托省财政司、津海道监督署、邮政局代售印花税票。”[25]民国五年（1916年）设立直隶印花税处，专掌此项税收[26]。民国政府成立后，1927年8月，财政部颁发了《印花税暂行条例》，征税范围共4类74种，印花税票最低1分，最高5元。这张“地图旗印花税票”是民国政府印制的，票额2分。
典契，或称当契，是农民为生活所迫，把土地或房屋典当出去，以换回银两，经中人说合，双方同意而签定的契约文书。典契格式与卖契大体相同，但内容较卖契简单，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王凤鸣的这张典契，没有地块四至、长宽等数据，也没有当期。实际上，许多农民为生活所迫才出卖土地，如此契“王凤鸣因不便”，“将东西庄基壹所粮弓叁分”当于李氏。这种没有当期的典当契名义上是“当”，实际上是“卖”，只不过“当”较“卖”更体面一些，留给当主的面子更足一些。虽然规定“钞到许赎”，但往往当主没有能力赎回，就等于绝卖了。
————————
［1］［17］张玉：《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述略》，《文物春秋》2005年1期。
［2］乾隆《饶阳县志·沿革》（清道光年间补刻重印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1997年。
［3］道光《深州直隶州志·地舆志·沿革》。
［4］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建置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
［5］同［4］，第193页。
［6］饶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饶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7］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河北经济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8］同［6］，第60页。
［9］王本兴：《中国历代印章边栏演变简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10］《清朝文献通考·职役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44页。
［11］同［2］，卷上《方域志·里社》。
［12］［14］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
［13］［15］孙海泉：《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3期。
［16］张兰普：《1837—1957年的一组土地、房产、租税契据》，《历史档案》2001年4期。
［18］清·吴汝纶：《深州风俗记·赋役》，深州文瑞书院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卷3上。
［19］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10页。
［20］《清朝文献通考·征榷考六·杂征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卷，第5136页。
［21］同［20］，第5140页。
［22］同［2］，卷上“课程”。
［23］［2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财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2页。
［24］项定才：《清末仿行印花税管窥》，《税务与经济》1997年3期。
［25］河北省志财政志编写组：《河北省财政大事记》，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