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浅析刘家河商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
作者：孙 勐
耳[21]。还有8件不同形状的铜泡，一般认为铜泡是盾饰的一种，而此墓中的龟形（原报告称蟾蜍形）、蛙形铜泡上没有穿孔，与用作盾饰的铜泡形制不同，则不适于装饰于盾上，并且在一些铜泡碎片上发现平纹麻布的印痕，因此这些铜泡很可能是系缚于衣服或织物上的物品。据此，与之共出的青铜人面形饰可能亦具有相同的用途。
当然，仅以共存器物之间的联系来判定青铜人面形饰的用途和功能是不够的，其所属墓葬的性质、内涵及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刘家河商墓中共出土了16件个体较大的青铜礼器，这在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是不多见的，表明此墓具有相当高的等级。其中包括两件饰云雷纹的小方鼎，据杨宝成先生研究：“凡出土青铜方鼎的墓多同时出土成套的青铜礼器，……由此可见青铜方鼎是青铜礼器中的核心器物，它在整个商代和西周前期的礼器组合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贵族奴隶主‘明贵贱，别等列’的标志，亦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而在商周时期，能享有青铜方鼎随葬礼遇的人多属身份较高的贵族奴隶主。”[22]这一论断与刘家河商墓的情况相符，可见此墓主人生前在本地区应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此外，刘家河商墓中形体较小的随葬器物中还有两件钺，一为玉质，一是铁刃铜钺。铁刃铜钺是此墓中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为直内，内上有一穿孔，钺身一面扁平，一面微凸，刃部为铁镍合金的陨铁制品，是当前所知最早的一件陨铁制品，其形制与河北藁城所出的铜钺相近[23]。钺这一器类在商周历史时期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林先生明确地指出：“斧钺……在特殊意义上来说，它又曾长期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24]更进一步说就是王权的象征物，有着很浓厚的政治意味。这一观点从诸多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凡是随葬有青铜钺的墓葬，其等级和规格都是比较高的，随葬器物也较为丰富，它们的所有者即墓主人生前都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不是王一级的人物就是贵族、方国首领等。历史文献中亦有相关表述，如《史记·殷本纪》中“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25]，《尚书·牧誓》中有“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26]的记载，可见持有钺的人在当时即掌握有征伐的军事统帅权。据此可证明，刘家河商墓的墓主人是一位拥有军权的首领级人物。
在目前发现青铜人面形饰的商代墓葬中，殷墟M1400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王一级别的大墓，老牛坡遗址M41是其所在的宗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一座，刘家河商墓同样是本地区有着很高等级的墓葬，那么可以判定，青铜人面形饰只能是那些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物的所有物，换言之，青铜人面形饰也应是墓主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之一。
刘家河商墓出土的一件饕餮纹圆鼎的内腹底部铸有凸线鳖纹，应是铭文，据李先登先生考证：“鼎腹底部铸有阳文‘鳖’一字，此乃作器者的族氏，这件应名为鳖鼎。我认为这件圆鼎应为墓主人之器。”[27]同墓所出的一件青铜盘内壁也有一鳖纹，与鳖鼎铭文的鳖字相似，它既可作为铜盘的纹饰，也同样具有标示器主人族氏的功能。郑州白家庄一座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墓葬中曾发现一件青铜
[28]，其颈部饰一周等距的龟形图案，与刘家河商墓中的鳖形相似，唐兰和曹淑琴先生虽释其为“”字，也认为是动物形的图形文字，且“在一般情况下应是氏族徽号”[29]，并进一步说明：“尤其是铜器上看到的象形字族名（一称族徽），它们有的作为图腾崇拜的孑遗，是古代先民奉为神圣的东西。”[30]郭沫若先生亦曾指出：“余谓此等图案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31]刘家河商墓中的鳖纹就应表明了墓主人的族属及其生前崇奉的原始神灵。
刘家河商墓中除了作为铭文和纹饰的鳖纹外，还有4件鳖形的铜泡饰，其形状为圆头、短颈、圆身、四爪，背微凸，以圆点作鳖壳纹饰，长约7厘米，宽约5厘米。这样，根据上述鳖形的寓意，这些铜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饰件，还应具有相应的族徽或图腾的功能和象征意义，用以表明墓主人的族属。这就如同有学者判定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凸眼铜面像象征着蜀国尊崇的天神和祖宗神[32]。那么青铜人面形饰与族徽或图腾及其象征物共存，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商代，人面形不仅可作为单独的器物样式，还能作为青铜器上的纹饰。如出土于殷墟武官村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33]，其长方形立耳的外侧纹饰为两兽直体相对，两口大张，两口中间有一个逼真的人面形纹。据传出土于湖南宁乡的人面方鼎[34]，四壁均以浮雕的人面作为主体纹饰，其面部与一般人的脸部基本没有差别，只是耳朵的上部有一道云勾纹，下部有一弯曲的手爪形纹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直内
戈[35]，内上后段两面均铸阴刻的双人首纹，人面被省掉了鼻子，其余部位均与人脸无异，头上还竖立四根外卷的羽翎。人面形或作为纹饰，或作为一单独器类，虽然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但在象征意义或其所反映出的时人的思想意识上应有相同之处。张光直先生在解释青铜器纹饰中怪兽与人面或人形共存的现象时说：“有人指出张开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把两个不同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这种说法与我们把怪兽纹作为通天地（亦即通生死）的助理看法是相符合的。而且这几件器物所象的人很可能便是那作法通天地中的巫师，他与他所熟用的动物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宾于天。”[36]而在那些青铜器上作为主体纹饰的人面形，也是当时巫师或掌握神职权力的人的形象：“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鼎，……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37]有着这种宗教权威的人，只能是当时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这种论断也适用于与人面纹形象相同的青铜人面形饰，它是拥有宗教权力的人用以沟通天地的法器，并象征着神权。刘家河商墓中鳖形的铭文和器物象征着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崇奉的神灵，同出的青铜人面形饰应是墓主人用来与神灵进行沟通联系的用具。
刘家河商墓中代表宗教权威的青铜人面形饰和象征军权的铁刃铜钺共出，共同表明了墓主人的权力、地位和身份。商代的其他考古发现中也有人面形纹饰和青铜钺共存的现象。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青铜
钺[38]，器身略呈斧形，弧形刃，平肩，长方形内，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孔。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虎扑人头纹，人头居于两虎口之间，圆脸尖颔，大鼻小嘴，双眼稍凹，两耳向前，以雷纹为地，制作十分精美。老牛坡遗址M41中的青铜钺[39]，钺身两侧平直，半圆形刃，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横穿，内呈长方形，其上有一个三角形穿。钺身上部两面各饰三个并列的人面纹，圆目，直鼻，张口，小尖耳，人身作利剑状。城固五郎庙A铜器点出土的一件青铜钺[40]，形制近似斧，深銎，半圆形宽刃，銎外箍下饰人面纹，浓眉略弯，双目近似长方形，眼珠也为长方形，未表现口、鼻和耳部，较为简略。青铜钺代表着军权或王权，人面形纹寓意着神权，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带有人面形纹的青铜钺就应该体现了军事权力和宗教神权二者的高度统一。如妇好是一位掌握着神权和军权的高级贵族，地位显赫[41]，其随葬的有人面形纹饰的青铜钺就是证明。王震中先生在总结我国古代社会王权的基本来源和组成时指出：“其一是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即王权有渊源于宗教祭祀权的一面；其二是王权的军事权威性，即王权是在战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王权有来源于军事指挥权的一面。”[42]刘家河墓葬中青铜人面形饰和钺共存，正是墓主人权力构成的最好表现，他控制了本地区的政权和祭祀权，就是地方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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