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浅析刘家河商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
作者：孙 勐
【摘要】刘家河商代铜器墓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一座，其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不仅为系缚于织物上的装饰品之一，还是一种代表墓主人生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性器物，并具有辅助墓主人沟通人神的功能。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发掘了一座商代墓葬，出土文物40余件（套），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共41件，器型多样，包括小方鼎、圆鼎、鬲、、爵、盘、、、卣、瓿以及铁刃铜钺、当卢、铜泡、人面形饰等，此外还有金臂钏、金耳环、金笄、玉钺、玉璜等[1]。此墓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重要、丰富的一座，也是本地区商代考古中极为重要的一处遗存。此后众多专家、学者对该墓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和探讨[2]，但是其研究大多集中在年代、族属、文化归属以及与此相关的青铜礼器、金器的形制特征等方面，而对同出的５件青铜人面形饰则未见专门研究。本文试图把这5件青铜人面形饰与同时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其作用及相关问题，敬请专家指正。
一、商代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
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有一类造型为外凸的写实人脸形，其目、鼻、口、耳等部位的形状和比例与真人基本无异，有学者已作过综合研究，统称之为青铜人面具或人面饰[3]。人面具之称，一般而言应是适于系戴于人脸部的器具，但是这类器物或大或小，有轻有重，或有形制上的限制，其中相当一部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脸上的，因此人面具一名无法涵盖这一器类。有鉴于此，本文泛称之为青铜人面形饰。
就当前的考古发掘材料而言，商代是我国青铜人面形饰的滥觞期。集中出土青铜人面形饰的较为重要的商代遗存有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5件）、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1400号大墓（1件）[4]、陕西城固县苏村小冢窖藏（21或23件）[5]、西安市东郊的老牛坡遗址M41（3件）[6]、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1件）和2号祭祀坑（15件）[7]等。此外，在河南安阳的一处晚商时期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块用以制作青铜人面形饰的陶范（原报告称人头范）[8]；在老牛坡遗址Ⅰ区南部的一处冶铜遗存中发现一块纹饰为人面形的砖红色夹细砂陶范，是铸造青铜器后的废弃品[9]。其它如三星堆祭祀坑内的人头像，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内的双面人头形神器等，暂不归入此列。
以上各处遗存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与真人的脸部形状近似，五官俱备，比例适中，只在局部有些夸张和变形。这些青铜人面形饰共计48件（未包括安阳和老牛坡遗址中发现的陶范各１件），刘家河墓葬所出约占总数的10％。
就各处遗存的年代而论，刘家河墓葬属于围坊三期文化[10]，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殷墟西北冈1400号大墓属于殷墟第四期[11]。陕西城固苏村窖藏属于城洋青铜器群的第三段至第四段偏早，约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至殷墟三期[12]。西安老牛坡遗址中M41的年代被划定在老牛坡商文化四期，大约属于殷墟文化四期[13]。广汉三星堆遗址中的两座祭祀坑，其中1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2号祭祀坑要晚于殷墟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阶段[14]。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青铜人面形饰的年代范围均属于中晚商时期，而平谷刘家河商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则是其中年代相对较早的。
这5处遗存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墓葬、窖藏和祭祀坑三种，其中墓葬类3处。这3处墓葬中，殷墟西北冈1400号大墓是带四条墓道的王一级的墓，人面形饰出于东墓道中，距此墓的中心区域或墓主人较远；西安老牛坡遗址M41是其所在宗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青铜人面形饰出于棺椁之间，而是否为墓中殉人所有尚不清楚，并且这两座墓都已遭受严重的盗扰和破坏。平谷刘家河墓葬在考古发掘前虽也遭到人为破坏，但程度较轻，仍是这3处墓葬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座，墓内随葬器物基本完备，组合清楚，出土位置明确，并且青铜人面形饰出于墓底部，推断应在墓主人周围，则其与墓主人的联系程度与西北冈M1400和老牛坡M41相比更为直接。同时，墓葬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和再现，可以把随葬器物与其所有者（墓主人）限定在一个明确的空间范围内，从而能够较为清楚、直接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窖藏、祭祀坑等遗存所无法比拟的。以上的一系列因素使刘家河墓葬中的青铜人面形饰处于具有一定优势的考古环境中，并为我们了解、判定其用途与功能提供了较多的有利信息。
二、刘家河商墓中青铜人面形饰的用途与功能分析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人面形饰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多为陶质。如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约8000～7000年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件刻陶假面面具，其大小一般与真人面部相近，多呈梯形；椭圆形大眼眶，上有弧形眉，以长条形镂孔为眼睛；三角形鼻，镂刻两个小圆坑点为鼻孔；椭圆形嘴微张，以凸起的块状表现舌部；额头一字并列3个圆形穿孔，鼻下部口两侧亦各有一个穿孔；高20.2厘米，宽6.6～13.1厘米。发掘者推断其为“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的用品，用于祭祀崇拜或是巫师实施巫术时的辅助用
品”[15]。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这一器类应是之后的青铜人面形饰的肇始。
关于商代青铜人面形饰的用途和功能，已有学者把考古材料与文献、民族学资料加以对比、联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看法：（1）盾饰，用以加强防御力。成东在《先秦时期的盾》中说：“大约从商代末期开始，盾面上开始嵌缀青铜盾饰，以加强盾的防护效能。……盾饰的形状很多，有的呈兽面状，有的呈人面状。”[16]盾还可用于祭祀等宗教仪式之中，因此盾饰也具有相应的宗教功能。（2）覆面，系戴于死者面部，使死者在阴间得到保护，或者用来保存死者的灵魂。（3）祭祀场合或宗教仪式中的辅助用具，即法器，无论是否适于系戴于人的面部，都用来沟通人神或天地。（4）某一神灵或神职人员的形象，用来作为尊崇、祭祀的对象[17]。刘家河商墓青铜人面形饰的用途与功能属于上述论断中的哪一种，或独具特色，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作出判定。
刘家河墓葬出土的5件青铜人面形饰长10厘米，宽10.5厘米，小于一般人的脸部，显然不适于系戴于面部，也就无法作为面具或覆面。同样，西安老牛坡遗址M41中的青铜人面形饰长9厘米，宽11.4厘米，或高6.5厘米，宽8.5厘米；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原报告称铜人面像）长6.5厘米，宽9.2厘米，形体均偏小，研究者们也认为不适于系戴或覆盖于人面部。
青铜人面形饰上有无穿孔、穿孔数量的多少及其位置，直接关系到其如何被使用。刘家河商墓所出青铜人面形饰上各有2个穿孔，均位于顶部，即仅在器物的一侧。相较于其它遗址中所出，比如老牛坡遗址M41中的青铜人面形饰，其2个穿孔分别位于两耳的下部，位置对称，可以固定于盾上，孙华先生就认为它们是用作盾牌上以恐吓敌人的铜神像[18]；陕西城固苏村窖藏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原报告称铜脸壳）一般有2或4个穿孔，分别位于顶部和下颔处，即器物的两侧，仅从这一点来说，它们既有可能用作系戴于人面上的面具[19]，也能够作为防御性的武器[20]。由此可见，受到穿孔数量和位置的限制，刘家河商墓中的青铜人面形饰无法稳固地安装在盾等质地坚硬的器物表面，而可能穿系于质地柔软的物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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