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清东陵区域界桩管理初探
作者：刘富兴
界桩共分四种：一是红桩，二是白桩，三是青桩，四是石碣。红桩、白桩初均为木质，青桩也多为木质。安竖界石（石碣）发端于乾隆七年（1742年），由马兰镇总兵布兰泰首倡，起初数量极少，竖于红桩线内，起基准桩标作用。清东陵界桩的设置、管理，经历了区域逐渐扩展、边界逐渐延长、界桩逐渐增添演变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安设界桩。始自康熙二年（1663年），起初是在孝陵周边，随后与后龙开割内、外火道同时进行。自雍正元年（1723年）始，马兰镇总兵范时绎、吴正、永昌相继奏请在所开火道外缘以“每里三根”的间距安设红桩，间距约160～170米不等，后龙外火道首批共安设红桩960根。乾隆七年（1742年），又经总镇布兰泰奏请：“后龙火道绵长，原定尖山楼等处界石难以悉行远照，拟于火道二十丈外另立白桩九百六十根，与红桩对照，使小民易于观视不敢越入侵扰，旨允准亦经遵办在案。”白桩作为红桩火道的外层警戒线，是红桩的补充，起加重提示、防止误入的作用。又据史料记载：“乾隆七年（1742年）经总镇布兰泰奏请，于红桩火道以外择扼要处所安竖界石，以期界限分明，……计开尖山楼根竖立界石一块，滑尖台沟竖立界石一块，金扇子沟口竖立界石一块，黄木沟口竖立界石一块，窄道子二拨沟口竖立界石一块，青山口竖立界石一块，王平沟口竖立界石一块，老鸦沟口竖立界石一块，杨树沟口竖立界石一块，三岔口竖立界石一块，以上共竖立界石十块。”红、白界桩初用木质材料制成，埋设在野外日晒雨淋，容易糟朽损毁，而石质界桩在替补损毁红、白桩过程中起到了基准界标的作用。在1661～1769年的108年时间里，红桩、白桩和稀少的界石起着前圈、后龙风水禁地的标界作用。
第二阶段：后龙扩界、安竖青桩。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隶总督杨廷璋奏称：“伏思陵寝所在，非他处可比，禁防宜倍加严肃，况该处跬步皆山，更非人烟聚集之处地之宽广，即稍加开展，亦于小民无碍。查红、白桩相距甚近，若照原设限制之外听民自便，或设窑烧炭，不特地脉攸关，而于火烛实系堪虞。曾经面奉谕旨，饬即议奏，随照会马兰镇总兵旺保禄，并通饬通、永、霸、昌、热河各道勘明各州县所属，距白桩十里应行立禁之。各地方会同藩臬两司核议，如遵化州所属地方勘定大安口至榆树沟共二十四处，蓟州所属地方勘定熊羔子峪至赵北沟共十七处，曹家路千总所管地方之南峪口及黑、吉、板、窄四关汛等处皆相距白桩十里，共应安竖新桩十五根，又热河同知所管地方大陡岭至夹马石等处应安竖新桩十六根。每根悬牌一面，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设窑烧炭，各宜凛遵，如敢故违，严拿从重治罪’等字样。每年于二月、十月令各地方厅员牧令会同都司守备订期亲历巡查一次，将会同查过日期通报备查，仍按月责令专管之巡检千、把等官带领兵役不时实力稽查，各报明各该管上司考核，并令乡保牌头按月出具所管并无违禁设窑烧炭，甘结送存备案，设有违犯，将乡牌一并究办。如此定立章程，小民知有治罪之条，不敢轻于犯禁，而地方文武员弁亦畏顾考成，自必加意防范，庶于风水禁地巩固于万亿斯年矣。其新设桩牌年久朽坏，即令文员报明厅道，武职报明马兰镇，于白桩外采取无碍树株立时更换，以垂永久。至红桩火道之外地亩业经议定听民耕种，应请仍循旧制。”当时情形是早年沿火道外缘设立红、白桩各960根，圈禁边界线长度为320华里。当又从白桩向外扩展10华里之后，后龙边界沿线由320华里猛增到500余华里，却仅设青桩72根，每根相隔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其间树木遮蔽，山谷曲折，界限实为不清，“往往拿获设窑烧炭及盗伐树木之人，因未能指清界限以至互相狡卸推诿，乃至差委将备带领熟悉弁兵前往查勘，亦无非照依近桩遥为悬揣，究不能切有实据，以致每遇事故殊费周章，实因禁桩遥隔不连之故。该镇职司守护目睹这种现象屡次发生，不得不做长远筹划。”于是在直隶总督杨廷璋奏请白桩外十里处新设青桩获准的10年之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马兰镇总兵保宁又为添加青桩呈报奏折：“……量度形势，莫若就原竖禁桩相隔觉远之处夹中添补桩牌，总使明显联络，兵民易于观视，遇有事故亦可随地查拿，不致奸徒漏网也。鲇鱼关所管地界添补青桩二十二根，老厂沟所管地界添补青桩三十四根，黄崖关所管地界添补青桩十七根，将军关所管地界添补青桩十一根，曹家路及所属地界添补青桩一百一十四根，墙子路及所属地界添补青桩三十根，以上共计添补青桩二百二十八根。”乾隆六十年（1795年），马兰镇总兵爱兴阿巡查后龙时认为，青桩虽经乾隆三十五年初设，乾隆四十五年添补，但仍稍稀，需酌量加添，“以期务使至此视彼，一望显然，不但差弁巡查易于辨别，即愚民亦知遵守矣”，故此，“于鲇鱼关加添青桩八十四根，将军关加添青桩七十根，曹家路及所属加添青桩三百八十四根，墙子路及所属加添青桩三百二十根，以上共计加添青桩八百五十八根。”道光二年（1822年），马兰镇总兵嵩年奏准于杨家堡所属榆树沟至大马蹄沟开出明界一道，“计长三十一里三分，照依红、白桩之例，每里安竖青桩三根，计安桩九十二根，以示禁限”。后来复查发觉：“后龙一带各营汛所管白桩十里之外地方，业经直隶总督杨廷璋奏请，又经过前任马兰镇总兵保宁、爱兴阿两次加添青桩，及今核计初设续立之数，究未按照每里三根较为严密。此次墙子路既按每里三根安竖，其各营汛均系一体守护，未便疏密两歧，各营汛应按照每里三根之例改竖，与红、白桩体制相符，以归划一。如此一律添设整齐，则各处界限分明，易于巡查防护矣。”
第三阶段：有树官山纳入后龙界内。道光二年（1822年）五月，马兰镇总兵嵩年又奏：“前因杨家堡纲子沟盗树一案，经刑部酌议，风水重地青桩外官山界址总宜立定限制，俾居民不至再有误犯等因，复查后龙一带，除鲇鱼关等十处青桩外尽系荒山，并无树株，无须立界，拟将墙子路、杨家堡、镇罗关等处之有树官山不拘里数，只以山树林边所止之处为界，并安置界石六处，上刻‘禁地官山界石’字样，俾使附近民咸知趋避，现皆安竖，永垂法守。查墙子路所管青桩以外官山地方安立界石二处，栅子沟安立界石一块，相距鞍子岭青桩三十五里；白栅子沟界石至杨家堡界牌峪界石计远二十五里。菠萝台安立界石一块，相距马蹄沟青桩三十五里；自菠萝台界石至镇罗关北水峪界石二十里；自栅子沟界石至菠萝台界石计远十里。杨家堡所管官山安立界石两处，大黄崖口外大石湖安立界石一块，相距杨老石青桩二十七里；小黄崖口外界牌峪安立界石一块，相距马蹄沟青桩四十五里，自大石湖界石起南至界牌峪界石十三里，又自界牌峪界石起南至墙子路栅子沟界石二十五里。镇罗关所管青桩以外官山地方安立界石两处，北水峪安立界石一块，相距朱槽沟青桩二十五里；花岭安立界石一块，相距三道沟青桩三十五里；自北水峪界石起至花岭界石计远二十九里，又自北水峪界石起至墙子路菠萝台界石二十里。”至此，清东陵历史上的几次划界、扩界终于划上了句号。东陵区域布局最终确定：内核是位于前圈风水围墙内的各帝后妃陵寝，有各陵寝罗城和长达20多公里的风水围墙双层围护；其次是内、外火道及红、白桩界线，为第三层围护；再次是外火道“白桩外十里”安设有青桩界线，为第四层围护；最外是在青桩之外将有树官山划入风水禁地，安竖界石，镌刻“禁地官山界石”，作为第五层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