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清东陵区域界桩管理初探
作者：刘富兴
【摘要】清东陵区域面积达2500多平方公里,周长330多公里,为便于管理，曾在陵寝的前圈、后龙分层环设红、白、青桩和官山界石等39412根，并由重兵守护, 形成清东陵及周边区域森林茂密的优良小气候。本文探讨了历史上清东陵区域逐渐扩展、边界逐渐延长、界桩逐渐增添的几个阶段，叙述了其由盛而衰的过程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新治理。
公元1644年，清入关迁都北京，入关后的第一帝顺治皇帝福临亲政不久，即将选择万年吉地之事提上了日程。《清史稿》有一段记述：“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回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掷之，谕侍臣曰：‘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其意在表明，位于直隶遵化马兰峪以西昌瑞山一带的清孝陵，陵址是由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时在顺治八年（1651年）。由于当时国帑空虚、福临年纪尚轻及国事繁杂等诸多原因，一直没有开工，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病故，才由康熙朝主持筹建、开工。因营建顺治皇帝的清孝陵的缘故，康熙二年（1663年），皇帝遣官祭告，诰封清孝陵后宝山丰台岭为凤台山，之后复封为昌瑞山。顺治皇帝的孝陵位居清东陵的中轴线上，两侧依次分布着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孝庄文太后的昭西陵、孝惠章太后的孝东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和景妃园寝、景太妃园寝、裕妃园寝、定妃园寝、惠妃园寝。另外，在风水围墙周边还分布有太子园寝、公主园寝、王公园寝、勋臣墓、乳母墓等诸多墓园。
清孝陵开工伊始，即明确以昌瑞山分水为标志，将陵寝建筑群所处的昌瑞山以南部分称为前圈，以北部分称为后龙。经过200多年的陆续增建，前圈陵寝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后龙则“千山卓立，万岭奔腾，密林覆盖，杳无人烟”。清东陵的前圈和后龙两部分分别为80平方公里和2400余平方公里，总共2500多平方公里的广袤空间有着周长330多公里的边界线，当时是如何管理的呢？这里着重探讨一下清东陵区域边界及界桩的管理，顺便提及其机构、兵力、围墙和火道。
清廷安排官员专司陵寝管理，清东陵总管大臣由马兰镇总兵兼任，设置清东陵陵寝承办事务衙门，内设礼部主事、笔帖式各2人；工部石门衙署郎中1人（康熙二年设），员外郎、笔帖式各4人。清孝陵官员设置：内务府常关防郎中1人，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副内管领各1人，笔帖式2人；礼部官员郎中1人，员外郎2人，读祝官2人，赞礼郎4人，笔帖式2人；工部官员员外郎1人；防卫官兵为总管1人，翼长2人，骁骑校2人，统领崔、马甲共80名。其他各帝后陵寝参照孝陵编制，略有区别，妃园寝则减半。
清代东陵驻有重兵守护。清东陵的兴建，使其东侧的马兰关由一个普通长城关口一跃成为总兵署所在地，改称为马兰镇。康熙朝由副将统率，雍正元年（1723年）擢副将范时绎为总兵官，兼任清东陵总管大臣，负责陵寝军政管理。镇标下置左、右两营，两营各设九个堆拨；兼辖遵化、蓟州、曹家路、墙子路、黄花山、余丁等六营。马兰镇总兵官由武职正二品官员充任，下置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武职官员170员，兵丁3473名。在250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及周边，择扼设有13座营汛和352处堆拨，分驻马兵444名，守兵2047名，另配预备队（时称余丁营）兵丁196名，营马编制458匹。据光绪朝统计，马兰镇驻军官兵总数达到 4039人，其中各陵旗兵共1035人，绿营3004人。堆拨是当时的基层军事单位，职责是守护陵寝重地，防汛、防火、防民擅入误入。当时的堆拨名称很多沿用至今，成为乡村名称，如挂兰峪镇的头拨子至九拨子，很多地名也沿用清代旧称，如黄崖关、将军关、大安口、分水岭、厂沟、龙洞峪等。
清东陵不仅每座陵寝都用罗城环护，而且还有总长20公里的整体风水围墙，在孝陵石牌坊北255米处建有大红门，以大红门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墙高九尺四寸，厚二尺八寸，广袤四十余里”。风水围墙为陵寝核心地带提供了封闭式管理的物质条件，同时体现出为所葬人物提供在天国世界中同生前一样仍生活在深宫高墙之内的精神追求。大红门有门洞三，中间为神门，左为君门，右为臣门，两侧辟有随墙门，供园役兵丁凭管理当局核发的腰牌出入。大红门前方安设“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石牌两座。稍往前即是清东陵总门户前的标志性建筑石牌坊，再继续向前就是处于孝陵风水中轴线最南端的朝山金星山。当时将金星山本体以及左右的龟山、象山均作为重要的风水禁地，实施严格的守护。
清孝陵工程开工伊始，就在长达5600米的神道两侧陆续栽植神道仪树，行距6.4米，株距6.4米。随着景陵、裕陵各陵的渐次开工，又不断择隙补植仪树和海树，使前圈风水围墙内树木繁茂，呈现出红墙、黄瓦、绿树、白云、蓝天融为一体，建筑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完美意境。前圈内仅仪树就达116659株，山丘之间的山树还有约200万株，而后龙24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则树木更加茂密，究竟有多少棵，实难以数计。
前圈的陵寝建筑，除石牌坊、石像生、下马牌、桥梁和焚帛炉外，均为砖木结构，周围又有海树、仪树、山树环绕，防火责任极其重大，而后龙则被视为龙脉所在，防火责任同等重大。对于防火，当时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开割火道。据《昌瑞山万年统志》记载：“红桩火道自康熙二年（1663年）建立，陵寝奉调官兵驻扎马兰镇两营，所管口外自分水岭东西设立十八堆拨围护龙脉。左营自头拨鹰窝山起，至九拨杨树洼止，开割火道四十一里半，右营自头拨宽佃峪起，至九拨交界碑止，开割火道四十二里半。每岁白露后，两营各派兵一百名，千、把二员督率兵丁出口芟割火道，共长八十四里，宽三四十丈不等。”这是与清孝陵建筑工程同时开工的第一期后龙防火工程，史料称为内火道，后又改称为中火道，实为防火隔离带。雍正元年（1723年），马兰镇总兵官范时绎又奏请：“后龙风水禁地，左营自鲇鱼关属灵沟窝起，由大洼老厂沟、窄道子、板谷岭、黑峪关、曹家路、吉家营、墙子路、镇罗关、黄崖关、青山岭一带营汛周围开割外火道一条，长三百二十里，每里安设红桩三根，共计安设红桩九百六十根，定例附近红桩不准樵采，永远遵守。”这被史料称之为外火道，是后龙防火设施的第二期工程，其长度相当于中火道的四倍，使火道工程防护范围更加扩大，后龙防范更加严密。相比之下，前圈风水围墙以南则逐渐呈现隐忧，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马兰镇总兵保宁奏称：昭西陵右首三个驻兵堆拨曾被奏请改移西峰口等处，且乾隆十年（1745年）因在西峰口处建隆福寺及行宫而开设西峰口，其时天台山一带仅以山梁内外为界，尚未开割火道，安设红桩。30余年间，“树株渐次繁茂，但山前均系民地村庄，于樵采牧放例不禁止，惟届冬春之际火烛实系堪虞，于风水地方大有关碍。拟于石门迤北天台山一带山梁，亦仿照后龙风水之例，每年秋间开割火道二十丈，以防外边荒火。” 此即前圈防火工程，其规模虽小,但作用却不可小觑。这属于防火设施的第三期工程。嘉庆八年（1803年），马兰镇总兵兴昌上奏：“昌瑞山为列圣凭依之地，前卫陵寝，后连龙脉，关系甚重。其风水内界虽设有火道，均相距十数里到二十余里不等，火道迤南纵横百数余里，其间之荒榛落叶递年存积，每至冬春之时风高物燥，刻刻堪虞。拟请于昌瑞山后围一带重开阔道三十丈，左首自左营正关城起，至右营之龙洞峪止，计长一十五里余，照依十八拨火道之例，每交秋令拣派余丁一律芟割打扫洁净，冀于陵山附近警卫无虞，而于防护更臻周至矣。”这是在后龙最南侧与前圈建筑群最近的地带所开割的里火道，是第四期防火工程。有史料记载的最后一次启动开割火道工程的是马兰镇总兵景霖，他于同治五年（1866年）奏称：“恭值定陵甫经奉安，而西北边内外尤当严加防护，方昭敬慎。惟查现在火道边迤南至莽牛山顶，虽设有红桩，并未开割火道，倘有疏虞，关系甚重。拟请自旧火道边迤南至莽牛山顶，计长十里开割火道一段，以十丈为限，与隆福寺行宫后山火道联络贯通，以防火患，而示防微实与陵寝行宫地方风水均有裨益。”历史上清东陵开割火道、设置防火隔离带的办法，今天仍在不同程度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