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西汉群臣上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
作者：秦进才
拓本赠送者胡景桂（1846～1905年），字月舫，直隶永年(今河北永年)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任御史，官至山东布政使。编纂光绪《广平府志》等。
题跋者黄国瑾（1849～1890年），字再同，号公瑕，室名训真书屋，贵州贵筑（今贵州贵阳市）人。黄彭年之子、刘位坦之外孙。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史馆纂修等，后主讲天津问津学院。性嗜学，工诗文，精考证，擅书法，著有《训真书屋遗稿》等。
题跋者丁绍基，字听彝、汀鹭，室号求是斋等，江苏武进人。曾任直隶（今河北）鸡泽、元氏、邢台县知县等，勤于收集资料，善于考订金石，著有《求是斋碑跋》等。
题跋者王树 （1851～1936年），字晋卿，号陶庐等，室名文莫室等，直隶新城（今河北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勤奋攻读，工于诗文，著有《陶庐丛刻》等，总纂《新疆图志》等。
4、题跋中涉及到的人物
黄彭年（1824～1890年），字子寿，号陶楼等，室名小酉山房等，贵州贵筑（今贵州贵阳市）人。黄国瑾之父。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掌教保定莲池书院，官至湖北布政使。知识渊博，擅长诗文，工于书画，著有《陶楼文钞》等，主编光绪《畿辅通志》等。
三、两拓本史料价值浅说
群臣上刻石不仅是目前所知西汉最早的刻石，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书法艺术等价值，而且在反映汉朝初年政治格局的特点、体现西汉诸侯王自有纪年的特色、提供中国书法演变的典型例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7]。石刻题跋多由名人撰写，是很重要的学术与鉴赏资料。本文介绍的群臣上刻石两拓本，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保存了群臣上刻石百余年前的风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群臣上刻石拓本，赵之谦题跋写于“癸亥十月”，即同治二年（1863年），距沈涛在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八年（1832～1848年）之间发现群臣上刻石仅二三十年，椎拓时间应当在同治二年或以前，无论是字体笔画还是风格特征，都是后来拓片所无法比拟的。吴广霈题跋说：后来拓片“纸墨之精妙，椎拓之细致，不及此旧拓远矣。”金运昌说：“拓本罕传，似此本淡墨初拓、字口肥润、笔画清晰者更为少见。”确实如此。樊榕题识赵廿二年拓本，胡景桂赠送于光绪己卯，即光绪五年（1879年），椎拓时间应当在此年或以前，距今将近130年。百余年来，风雨侵蚀、人为椎拓等也加剧了刻石的损坏，石泐增多。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无法再回到百年前的岁月，但两拓本保存了百余年前群臣上刻石的风貌，确实很珍贵。
2、记载了拓本流传的情况。从拓本题跋可知，赵廿二年娄山刻石拓本最早的所有者是沈树镛，沈树镛去世后收藏流散，光绪癸卯（二十九年，1903年）刻石拓本被安徽泾县吴广霈购买，装裱收藏，后归浙江萧山朱翼，1954年朱翼家人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廿二年石刻拓本，是樊榕用光绪五年胡景桂赠送的拓本，抄录黄国瑾、丁绍基、王树题跋，书写题识，在丙子（1936年）九月装裱而成的。
题跋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群臣上刻石拓片流传的信息，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排印的《陶斋臧石目》、宣统元年（1909年）刊行的《陶斋臧石记》中均未记载端方收藏群臣上刻石拓片事，而吴广霈题跋言“端午桥制府一日出此刻拓本命题，其后则有题名曰‘侍御史鲁国郗士美、州刺史范阳卢顼’。”由此既可以知道端方曾收藏群臣上刻石拓片，又可以获悉端方收藏拓片的内容。
3、反映了晚清学者的人际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两拓本的题跋与所钤印记中，透露出晚清学者人际关系的信息。
沈树镛题签拓本上，幅内有赵之谦的题跋，还有赵之谦刻制的“积川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记，这正是四人关系密切的体现。赵之谦是诗文书画篆刻大家，不轻易为人治印，多是为朋友们刻制。魏锡曾于同治元年（1862年）夏提出为赵之谦收集印谱，促进了赵之谦的创作，约半年集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到同治三年完成印谱。在这三年中，赵之谦为魏锡曾刻印20多方，为胡澍刻印近20方，为沈树镛刻印30余方，加上自己用印及为其他好友刻印，三年刻印200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魏锡曾、胡澍、沈树镛既是欣赏赵之谦治印艺术的知音，又是赵之谦印章的催生者。同时，沈树镛收藏富甲东南，其他人也爱好收藏，痴嗜金石，聚会切磋金石采访所得，相互鉴赏收藏珍品，成为联系他们之间友谊的纽带，无形之中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创作源泉，彼此之间相知相惜，成为相互的精神支柱与依靠，因此被人称为“金石之交”[8]。
樊榕题记的赵廿二年刻石拓本上的黄国瑾、王树 、樊榕等人之间则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王树 的祖父王振纲讲学于保阳书院，与莲池书院相邻，其叔父王秋帆为莲池书院当时之秀。黄国瑾之父黄彭年任莲池书院院长，他翻修讲舍，增置图书，明立章程，严定课程，分斋讲授古学，开展学术研究，使莲池书院发展到鼎盛时期。同时，开畿辅通志局于保定古莲池，王树 因此机缘与黄彭年父子、胡景桂、丁绍基、张铨、樊达汇等相识，请教质疑，获益良多。黄彭年是师长，胡景桂、王树 、樊榕等是学生，结成学缘关系。王树 后来撰写《黄子寿师陶文集序》，弘扬黄彭年精神[9]；为黄国瑾之兄黄国撰 写《四川巡按使黄公暨配刘夫人合葬墓志铭》[10]，记述其仕宦事迹；还为樊榕之父樊达汇撰写《清苑樊府君墓表》，记述其读书兼治商贾造福乡里的人生历程[11]。这些也反映了他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密切。如果说赵之谦等人是金石之交，那么王树 等人则是学缘与世家之交。
4、手札题跋的校勘价值与提供的新资料。沈树镛题签拓本中赵之谦题跋所言“此为西汉祖刻，指为石赵者非”，又见于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卷1《群臣上寿刻石》，还被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所引用，均可与此题跋对校。俞樾两手札不见于俞樾《春在堂尺牍》，可补其阙。手札的见解又载于《春在堂随笔》卷2中，表述有异同。如手札言：“汉王国得自纪年，顾先生《日知录》已言之。五凤石刻云五凤二年鲁卅四年，此自是金石中一例，非各国纪年必如是也。若必冠以汉年，则文帝虽无年号要自有年，安得不冠以汉几年乎。侯国之尊天子，岂以有无年号而异乎！”《春在堂随笔》卷2言：“侯国得自纪年，原不必定冠以王朝之年，鲁三十四年石刻未可泥未定例，使必冠以汉年，则文帝虽无年号，独不可冠以汉几年乎？侯国之尊王朝，岂以有无年号而异。”可见《春在堂随笔》是在手札基础上进一步精炼概括而成，可以相互对校印证。但《春在堂随笔》不如手札详细，如手札言“汉王国得自纪年，顾先生《日知录》已言之”，既有结论，又指出了前人研究成果。手札的“汉王国得自纪年”比《春在堂随笔》“侯国得自纪年”更准确，实际上，《春在堂随笔》稿本作“汉封国得自纪年”，可能是印刷时脱误造成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