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西汉群臣上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
作者：秦进才
吴广霈、黄国瑾题跋仅见于两拓本，樊榕题识赵廿二年拓本下裱边的王树 再跋亦仅见于拓本，这些为研究群臣上刻石提供了新资料。
5、记录了刻石年代讨论的情况。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印行的沈涛《交翠轩笔记》，提出赵廿二年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的看法。同治三年（1864年）刊刻的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1《汉群臣上寿刻石》，认同刘位坦的西汉文帝后元六年说。同治十一年（1872年）刊刻的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认为赵廿二年是赵武灵王二十二年。这三种说法在群臣上刻石拓本题跋中都有评论：赵之谦表示“指为石赵者非”，否定了沈涛说；俞樾认为刘位坦赵王遂廿二年说胜于沈说，沈树镛、黄国瑾则赞同刘位坦赵王遂廿二年说；王树题跋认为沈涛说“谬戾”，张德容说“尤失”，认为刘位坦赵王遂廿二年说“差近理”；潘伯寅认为为汉初物，吴广霈认同张德容说法。在评论前人说法的同时，题跋还提出了新看法：丁绍基主张石刻当为汉武帝时物，赵敬肃王廿二年比较接近；王树 认为赵王遂、赵敬肃王彭祖、赵共王充、赵节王栩、赵惠王乾等在位都超过22年，根据历法朔闰推算，在位的第22年都有八月丙寅日，不能指定为何王的“二十二年”。由上述可知，关于群臣上刻石的年代有五种说法，这五种说法在两拓本手札、题跋中都有所探讨、评议，这在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6、学术研究中的阶梯价值。两拓本除所指出的文字错讹外，在认识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晚清的时代局限。如张德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永年县属于广平国，不在汉代赵国的疆域范围之内。丁绍基、王树 则证明永年是汉易阳县所在。其实，汉代赵国疆域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汉高祖四年至九年（前203～前198年）实领邯郸、钜鹿、常山、清河、河间五郡[13]，到《汉书·地理志》所载赵国仅领邯郸、易阳、柏人、襄国四县，有过多次疆域的变更，西汉末年的赵国四县不等同于汉初赵国的疆域，这在现代已是常识，而在晚清则是学者们尚未认识的问题。再如，晚清学者从现实社会环境来推断西汉初年的社会情况，丁绍基认为：“赵王遂二十二年，正孝文之后六年。是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夏四月复大旱蝗。汉廷君相方切忧劳，而藩国群臣宴此上寿勒石贡谀，无是理也。”这是想象之词，与实际相差甚远[14]。还有丁绍基说：“石刻云赵二十二年，必据其立国之始以纪年，共王充二十二年，当元帝初元五年，赵之立国已百有余年，不当云赵二十二年。”其实，汉宣帝“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的刻石[15]，“鲁卅四年”指鲁孝王庆忌在位的第34年；“〔元康〕五年，六安十三年” 的阳泉熏炉铭文[16]，“六安十三年”指六安缪王定在位的第13年；汉元帝“建昭三年，鲁十六年四月”的铜锺铭文[17]，“鲁十六年”指鲁顷王封[18]在位的第16年；鲁孝王庆忌、鲁顷王封、六安缪王定三人都不是始封的诸侯王。从上述铭文可知确有从自己在位开始的纪年，可见丁绍基的说法与西汉实际情况不符。这类错误在学术探索中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认识历史有一个从初步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透彻准确地认识一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发现并解决问题是成就，提出问题未能解决是贡献，研究成果可以启迪后人，探索错误也有借鉴作用，只要认真去做，不论对错都具有学术研究中的阶梯价值。
7、实际应用价值。两拓本不仅可以提供学术研究资料、书法艺术欣赏，而且其复制件或影像资料还可以作为群臣上刻石所在地的藏品或展品，以见该刻石的早期风貌、历史地位、社会作用与影响等。另外，樊榕题识的赵廿二年拓本题跋注明了黄国瑾、王树 、丁绍基写题跋时所在的莲池书院万卷楼、学古堂、煨芋室等，这无疑可以丰富古莲池的内涵和景点的内容，增加人们对景点的了解，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年莲池书院师生的学习、研究生活。
群臣上刻石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西汉刻石，具有重要的文物、艺术、历史等方面价值。本文介绍群臣上刻石两拓本的题跋、手札、题记等录文，目的在于为学术界提供研究资料；简介题跋者、题识者、题签者以及有关人物，以便知其人，论其世。两拓本在保存群臣上刻石百余年前的风貌、记载其流传的情况、反映晚清学者的人际关系、手札题跋与版本校勘、记录刻石年代讨论的源流、学术研究史上的阶梯、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两个值得注意的珍贵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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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鲁迅曾两次在琉璃厂购买群臣上刻石拓片，分别见《鲁迅全集》第14卷《日记·乙卯日记》六月六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与《丙辰日记》八月四日（同上，第228页），并把《交翠轩笔记》等六种有关群臣上刻石的资料抄录了9页，为研究做准备（北京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1册第1～17页）。
［2］采自http://www.dpm.org.cn－群臣上寿刻石－Microsft Lnternet Explorer。其中“纵26厘米”似当为“纵126厘米”。
［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65《帝王部·招怀》载：贞元“十一年九月，昭义军节度使掌书记试秘书郎卢顼为州别驾，知州事，赐绯鱼袋，赏有功也。”（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989页）宋·李 等编《文苑英华》卷815《祠庙下》载卢顼《祷聪明山记》，时间为“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记”（中华书局，1966年，第5册第4308页）。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41《集古录跋尾·唐卢顼祷聪明山记》为“元和二年”（《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缩印本，第50册第1127页）；宋·赵明诚《金石录》卷9载：“《唐祷聪明山记》，卢顼撰，正书，元和二年七月。”（《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48册第7页）虽然撰写《祷聪明山记》的时间有元和二年与四年之别，但为元和年间是相同的。可知，卢顼在州任职时间为贞元、元和年间，“开元和间人”，似有误。参见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河北永年朱山唐代石刻考察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56页。
［4］七月提月，指七月晦日，即七月最后一天。
［5］家大人，指其父黄彭年。黄彭年主编光绪《畿辅通志》，其中卷148《金石略·群臣上寿刻石》广收诸家看法，指出：“此摩崖字体、结构与嵩山少室、开母两阙同，晋魏以后篆书皆无此浑朴，决非石虎时人所能造也。”（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下同，第4册第5701页）意味着认同汉代说，但并未直接说明。光绪《广平府志》卷35《金石略上·赵群臣上石刻》引贵筑黄彭年云：“此战国赵武灵王时所刻。其时北伐中山、燕、代，拓地千里，胡服自尊，君臣行庆会饮于此山上，理固然也。”（载《新修方志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2145页）此说与黄国瑾说相矛盾，与黄彭年岳父，即黄国瑾外祖父刘位坦的说法也矛盾，不知根据何在，列此存考。
［6］此材料当来自光绪三年《永年县志》卷14《碑碣志·娄山题名残石》，（《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25册第190页）。“鲁国郡”当是“鲁国郗”之误；“卢”当是“卢顼”之误。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7卷《秦汉编·秦汉刻石》卷1《群臣上刻石》，荣宝斋，1993年，第67页；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河北永年朱山唐代石刻考察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7］参见秦进才：《燕赵历史文献研究·西汉群臣上刻石探微》，中华书局，2005年，第98～102页。
［8］ɑ.邹涛：《上溯金石，下开风气——赵之谦的书画篆刻》，《中国书画》2006年2期； ｂ.《庐印话：金石之交》，《洛阳晚报》2005年11月14日。
［9］王树《陶庐文集》卷5，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76册第376～379页。
［10］同［9］，卷9，载同上，第571～579页。
［11］同［9］，卷4，载同上，第571～579页。
［12］于天池：《跋〈春在堂随笔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期。
［13］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14］参见秦进才：《汉初与皇帝“共天下”的诸侯王》，《历史教学》2004年4期。
［15］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7《五凤二年石刻》，载《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0册第7300页。
［16］此铭文见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388“阳泉熏炉”，有泐文，上海书店，1997年，第256页。徐正考在《“阳泉熏炉”泐文考》一文中认为：泐文三个，为“两”字与“元康”二字，汉宣帝元康五年与六安缪王刘定十三年正好相符。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1期。
［17］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301～302页。
［18］《汉书》卷14《诸侯王表》为“甘露三年，顷王封嗣，二十八年薨”（第410页）。《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鲁恭王余》载：“顷王劲嗣，二十八年薨”（第2413页）。表与传的鲁王谥号、在位年代相同，也与金文资料年代相符，而名字不同，本文以表为主。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