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关于石制品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者：王 强
在具体考古实践中，最小单位分析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即按照石制品的颜色、质地、结构等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以便推断石制品可能的母体来源，确定最少的石料数目，并可以为进行拼合研究打下基础。
2、制作与修整
制作与修整的研究是石制品研究中的核心部分。通常所说的工艺研究，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对石制品制作与修整的研究。但大多数情况下，制作与修整的目的性我们是很难从石制品的最终保留形态进行推测的。其实，在操作链系统中这种情形也很好理解，在这个系统中，很多行为往往并不仅为单向性。某种形态石制品在成形过程中，必然产生很多所谓的废片，但这些废片并不一定仅仅是目标产品的副产品，在尺寸与形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会被用来制作其他的石片工具。因而，很多时候制作与修整的目的性是不能简单定义的，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拼合研究和实验复制，所获结论的准确性也更高。但遗憾的是，很多遗址并不具备拼合研究的条件，所以实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验要尽量采用与遗址所出石制品相同的石料，尽可能对各种器类都进行实验尝试，尤其是工艺相对较为复杂的器物，以确定其最有可能的制作方法。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下面还将讨论其他一些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破裂机理的研究，即通过对石制品破裂机理的研究，找到其与特定生产技术的关系。比如Cotterell和Kamminga的研究就很有参考意义[6]。他们把石制品破裂分为三种：贝壳状破裂、弯曲状破裂与两极破裂，并进而推断出贝壳状破裂的石片最有可能是硬锤直接打击形成的，此种破裂的特征主要是打击泡发达，并经常会出现打击泡疤痕（Bulb Scar），唇不明显，同心波与放射线较为明显等。而弯曲状破裂的石片更有可能是软锤直接打击或压剥法产生的，其区别也主要是台面的大小，此外石片角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其特征主要是破裂面向背面方向弯曲成弧状，唇较为发达，同心波与放射线不发达，打击泡散漫，且没有打击泡疤痕等。两极破裂即使用砸击技术所产生的破裂，由于其用力方向几乎垂直于被作用物，所以力在向下传导时也是基本以直线形式进行，与前两种方法所产生的石片相比，这种技术所产生石片的破裂面总体上较为平直，打击泡不明显，且没有打击泡疤痕，同心波与放射线不发达，唇不明显，但石片远端可见由于石砧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另一破裂面，其同心波与放射线的方向与近端相反。对于这种破裂特征，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并不会产生两端都出现贝壳状破裂的状况[7]，看来今后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才能使问题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对于上述三种破裂特征的区分，我们最好是以统计数据为准，保证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可复核性。比如打击泡发达与否的判断，可以通过对石片打击泡位置的厚度与石片长轴中点处的厚度比值来判断，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凭肉眼鉴别。在测量过程中，尽量避免应用角度等可能会产生误差的属性。当然用力的大小和角度对于破裂机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两个变量，情况十分复杂，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资料经过系列实验才能够判定其影响方式及大小。因而，上述三种破裂机制的划分是在用力大小及角度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根据用力角度及力度也可以对石片远端进行分类。比如通常使用的四分法，把远端分为羽状（Feather）、阶梯状（Step）、外翻状（Hinge）、内卷状（Plunging）。对远端的认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石片破裂面与背面的区分。
此外，对于非意愿破裂的形成机理也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如Inizan等人提出的舌状破裂（Languette）、打击泡疤痕、外翻及内卷状的石片远端形态等，都属于非意愿破裂[8]。对这种破裂机制的有效识别十分有助于石制品生产序列的复原以及工艺水平的评定，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未见有学者进行过相关论述。
对石片背面石皮与原有石片疤进行统计，也是研究石制品工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统计时，我们最好采用按等级分类的研究方法，而不要采用具体数量来记录。比如石片疤的数量，可以分为完全是石皮、有一部分石皮、两个石片疤及两个以上石片疤四类。对于石片疤数量众多的，也不必完全统计石片疤的数量，因其统计的主观性较强，可复核性较差。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石制品制作的阶段性，从而为遗址性质的判断提供依据。
当然，台面的分类研究对制作工艺的复原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要仅按照过去的自然台面与人工台面的划分，而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更加详细的区分，以挖掘台面中所隐含的工艺信息。比如Andrefsky把台面分为石皮台面（Cortical striking platform）、平直台面（Flat striking platform）、复合台面（Complex striking platform）及摩擦台面（Abraded striking platform）四类[9]，其中第一类属于自然台面，后三类均属于人工修整台面的范畴。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对探讨制作工艺较有意义，并且具有可复核性特征，值得我们参考。诚然，这仅仅是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法，由于石制品组合时空范围的不同，还可能出现一些极其特殊的类型，比如琢制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等。其中琢制台面十分少见，而点状和线状台面是针对几何形态进行的命名，根据其工艺特征的不同，都可以归属于上述的四大类之中。
关于石制品制作工艺与觅食方式的关系，也是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宾福德就提出了狩猎采集人群觅食方式的两种不同模式，即完全流动组和相对定居组[10]，当然这是两种理想的模式。近些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如Kuhn对意大利中西部莫斯特文化时期石器工艺的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11]。现在很多学者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定居会导致石制品制作工艺的退化，其理由是完全流动的觅食群体，为了应对迁徙中不可预测的困难及携带方便性，通常会携带一些制作精细且具有多种用途的石制品；而定居生活则较为稳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生存风险也相对较小，所以石制品就不用进行复杂的设计与加工。比如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一些较大的双面，既可用于砍砸，也可用于刮削，甚至作为制作所需工具进行石片生产的多台面石核，这种类型的石制品正是对于流动性较强觅食策略的很好适应。Parry和Kelly对北美旧石器时代晚期五个不同地区石制品的研究，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研究发现，双面在每个地区不同时期的遗址中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不同，且随着定居的逐步普及而逐渐减少。以北达科它州为例，遗址早期双面所占比例为3.52，中期为2.92，晚期仅为1.34。为了使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他们还进行了制作工具所需劳动量的研究，发现同一遗址的晚期阶段比早期阶段对面进行修整的工具比例明显减少，而仅进行边缘修整和未经修整直接使用的石片的比例反而增加。在废片的统计中，发现双面减薄石片和修整台面石片的比例也随时间逐渐减少[12]。这些证据都表明了随着定居的普及，工具的制作工艺出现了退化，即精细工具减少，权宜性工具增加。对于制作工具所需劳动量的判定，Kuhn提出的修整指数概念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13]，对权宜性工具和精细工具的认定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由此可见，觅食策略对石制品工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同时也提醒我们，造成石制品组合面貌差异较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在研究中应避免仅仅考虑不同族群文化传统这一因素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