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关于石制品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者：王 强
此外，对于一些形态类似而制作工艺却截然不同的几类特殊石制品要进行有效的识别。比如台面更新产生的石片与所谓的刮削器的区分，修整单面产生的石片与修整双面产生的石片的区分等。当然，这些区分也要尽量建立在客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尽量排除主观的成分。
3、使用与变形
石制品制作完成后即会投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破裂和磨损，这样其中一部分又会进行再修整，使其能够再次被利用，在这种过程中就会出现石制品的变形现象。如果我们不小心，则很有可能会把同一工具的不同阶段，误认为不同种类的工具。所以我们在对石制品，尤其是工具进行分析时，头脑中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比如Shott在研究北美古印第安时期的一种装柄端刮器时，就成功地复原了这种器物的使用及变形流程[14]，认为外部形态差异很大的这两类工具，其实是同一工具的不同阶段，避免了不同工具种类的误判。
谈到石制品的使用，无外乎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用途，即其作用对象是什么；二是使用方式，即工具使用时的运动方向。研究方法亦包括很多种，比如最盛行的根据其本身形态或当代形态类似的工具推测其用途，以及根据民族学调查进行类比。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仅根据器物的形态对比做出的推测而已。我们当前考古学中经常使用的很多器物的命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等，在为其命名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功用的含义。这种“望名生义”的现象很多，像常见的陡刃端刮器，常被认为与刮剥兽皮上的脂肪有关，而雕刻器常被认为是雕刻木、骨以制作艺术品有关，但很多民族学及微痕分析都显示，这些工具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工具，大都具有多种用途，并且很难说哪一种功用占主导地位。
另一种研究功用的方法就是微痕分析，通过观察工具表面上留下的微疤、擦痕、光泽，并结合实验对比，较为客观地判断器物功用及运动方式。但此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石料的颗粒细密程度以及非人为因素形成的微痕等均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但相对于形态类比法则更具说服力。
还有残留物分析法，即通过对残留在器物上的脂肪酸、血液、淀粉粒、孢粉等进行分析，来推断器物的加工对象。如果能够在石制品上提取到足够可供化验的残留物，其结果较为可信。但遗憾的是，很多石制品上往往提取不到有用的信息。相对于这些微观层面的功用研究，宏观层面往往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
4、废弃与埋藏
石制品因破裂或磨损而不能再使用时即被废弃，废弃后也有可能由于踩踏、碰撞、摩擦、风化等原因使其形态及软硬程度等再次发生改变，而后被埋藏起来。在埋藏过程中，由于地质作用也会使器物发生某种性质的改变。这种废弃与埋藏过程中的性质变化主要对微痕分析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对宏观分析方法影响不大。
5、发掘与研究
石制品在若干年之后被我们发现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部分石制品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及影响。当然对于微观领域的影响更大，比如手铲等工具碰击或摩擦等都有可能在石制品表面留下人为的微痕，这对于微痕分析来说是十分不利的。石制品发掘完成后被带进实验室，最终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我们的研究目的也正是器物的这个生命史，如此依照操作链概念又进入了新的循环，研究者开始分析器物从生产至被废弃的全过程。研究器物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方法，上面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般来说在做精细研究之前，第一步就是对石制品进行分类，而分类方法可以有无数种，研究者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不同的分类。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分类本身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总体的分类最好能够反映这种操作链的过程，尽量使用可以复核的客观方法分类，如Andrefsky的分类方法就值得借鉴。首先把全部石制品根据是否有二次加工和使用痕迹，分为工具和废片两大类（使用肉眼和放大镜，有条件最好用显微镜观察），然后根据是否为双面加工，把工具再进一步分为双面和非双面，废片则根据是否具有石片特征，分为石片和非石片。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最后的层次包括非装柄的双面、用于装柄的双面、单边修整的石片工具、双边修整的石片工具、单向的石核工具、多向的石核工具、包含近端的石片、石片中段和远端、碎屑等十大类[15]。总体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具有可复核的性质，其中各个层次的分类标准都比较客观，比传统的按照主观判断进行的“功能形态”分类方法更为科学。当然，我们根据不同的材料，还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变化，但在变化时，最好也要采用这种客观的分类标准。
总之，我们的研究要尽量有意识地引入自然科学的客观研究方法，主观性较强的方法尽量少用或不用，这样得出的（下转18页）（上接8页）结论才会更加接近历史真实，不同地区的材料才会具有更大的可比性，学科也才会更快地发展。
————————
［1］Steven L. Kuhn, Mousterian Lithic Technology—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p. 26.
［2］Lewis R. Binford,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 169～450.
［3］Don E. Crabtree, A Stoneworker's Approach to Analyzing and Replicating the Lindenmeier Folsom, TEBIWA-The Journal of the Idaho State University Museum，Vol. 9 No.1, Pocatello, Idaho, 1966.
［4］a. George C. Frison,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ertain Chipped Stone Tools,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3, 1968, pp. 149～155.b. Harold L. Dibble, John C. Whittaker, New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ussion Flaking and Flake Varia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6, 1981, pp. 283～296.
［5］Jr. William Andrefsky, Lithics—Macroscopic Approaches to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