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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功狗”——傅斯年
作者：曹豆豆
二、北大才子，“五四”旗手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似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胡适对傅斯年的才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人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对这位得意门生兼挚友，胡适的话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感情色彩，但也足见他对傅斯年的推许和肯定。还有一个更为惊世的评价，当年在北大同学中，来自山东的傅斯年被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记述：
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便很可观了。记得民国三年的时候，他对笔者说道：“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什么学问都在第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那时候的傅先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笔者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有十分赞同他的意旨，但很惊奇他读书的广博，识见的高超。到了民国五年的秋天，他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这段话被许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所引用，不过没有人真的在乎年轻的傅斯年所说的“张皋文学问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七八岁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之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和威望，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非常赏识他，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他成为太炎学派的衣钵传人。当时，傅斯年也十分崇信章太炎，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傅斯年，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样，少年意气，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
然而国学大师们的赏识与栽培，没能抵过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魅力。正当傅斯年锐意于章氏之学的时候，胡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这位太炎学派的追随者，竟一变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其中既有胡适对他的引导，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次“学术转型”可以看出傅斯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从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交往甚密，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长傅斯年5岁，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1917年，对北大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下，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成为北大教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年仅27岁的北大教授，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大胆地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宜主讲起。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附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对胡适作出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经其这么一说，这场将起而未起的风波竟平息下去，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而胡适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在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
傅斯年因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由此开始了他们 30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傅斯年一生都服膺胡适，既是他的门下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有人认为作为五四时代的人物，论见解智慧，傅斯年是超过胡适的，若说傅是胡的弟子，则是青出于蓝了。这也是一家之言。但傅斯年对胡适的服膺和友情，是人所共知的。胡适“誉满天下，滂亦随之”，有人攻击他，傅斯年便挺身而出替他辩护。傅斯年认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胡适，尝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流派纷呈，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学习、比较、鉴别和选择的空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换言之就是很多人是因为国学底子不行才去搞新文学的。而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好，他本可以沿着国学的路走下去，继续太炎学派的衣钵，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他偏不。与傅斯年相交34年的好友罗家伦说：“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冲出章氏樊篱”的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清楚，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接连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
《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再版3次，销售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青年傅斯午风头最劲的时候，还是在“五四”游行的队伍里。1919年初，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在会上，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反而宣布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而中国代表竟然同意在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集会，北京的12所高、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救国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上公推代表20名，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