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北大的功狗”——傅斯年
作者：曹豆豆
运动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有一人因意见不同而与傅斯年发生言浯冲突乃至动武互殴，傅斯年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工作。最后推选出段锡朋主持工作，傅斯年从此退出五四运动，但他的爱国之心使他无法全然置身事外，还是全力支持段锡朋的工作，对运动加以关注。关于他退出的内幕，蒋梦麟在《忆孟真》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我识孟真远在一九一九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套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鲁迅在北大校庆27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观北大》。他认为北大有两条优良的“校格”，即“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这两点，道出了北大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
百年来，人们颂扬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蔡元培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在当时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教授学生当中，被后人所记取、所称颂的，不是守着陈词滥调、做着复辟迷梦的封建遗老遗少，而是那些勇于开创新文化、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的文化斗士。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运动。这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载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救亡运动，直至今日依然有深刻的意义，成为了北大精神的象征。体现着北大“校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与傅斯年的名字紧密相连；作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傅斯年的功劳和贡献，不可谓不大。
三、教授翘楚，抗日先锋
从北大毕业以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涉猎极广。1919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治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傅斯年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在他心目中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而且通过自然科学不但可以学到“可靠的知识”，也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因此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很深的领悟，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他日后重构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担任所长一职直到他逝世为止，长达22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办、成立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经过9次大的搬迁。然而在动荡的年代里，傅斯年和史语所同仁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令世人瞩目。傅斯年聘请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流的学者，开“集团研究”之先河，组织了安阳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整理、各地方言调查等大量研究工作，并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以科学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树立了不朽丰碑。
1929年春，史语所从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在主持研究所日常事务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在北大任课。身为老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一直心系北大，关心北大的发展，他的一言一行对北大师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作为北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大气磅礴、出言无忌的处世风格和满腔热血、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为北大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他的人格情操，在国难危急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他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并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讨奸御寇，挽救民族危亡。同年，他的《东北史纲》出版，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证，证明东北属于中国，以驳斥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平津危急，北大教授马衡等发起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力阻无效后，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表示反对，喟然曰：“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1933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当他得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赞成华北停战时，大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即使对自己的恩师挚友，也不能有一点儿含糊，可见傅斯年的爱国热忱和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实际是为日本招降，企图劝说就范。傅斯年挺身而起，当面陈词，大骂萧为汉奸，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在亲日派横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的北平，傅斯年这种舍生取义、伸张正气的精神，使得当时混沌惶惑的空气为之一变。
1931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并成为学潮中坚。运动中，北大教授在慷慨激昂气氛中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卜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本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愈发忌恨。傅斯年虽处险境，抗日爱国的热忱丝毫不减。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傅斯年在他夫人怀孕时，曾对罗家伦说，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仁轨”。罗家伦未解其意，傅斯年说罗枉学历史，竟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1935年9月，傅夫人生一男，即命名仁轨。
直到七七事变前，傅斯年一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时和胡适一起，协助蒋梦麟处理校务，在筹款和聘请教授上，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北方儿所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南迁。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议，将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兼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近乎逃难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保存学术，维系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傅斯年的“炮口”不仅对着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汉奸，还指向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体胖的傅斯年曾说自己“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此话并非虚言，他的“伟大的动量”压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