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北大的功狗”——傅斯年

作者:曹豆豆




  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下台后,傅斯年曾对新上来的宋子文寄予希望,但很快发现了问题。于是他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有的报纸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的标题。文章发表半个月后,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傅斯年有力量的声音,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四、勇担重任,气节为先
  
  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离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政府想让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没有答应,他认为只有胡适才适合担任北大校长。他致信蒋介石,力陈自己不能胜任校长,极力推荐胡适。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因胡适当时在美未归,故在其归国以前,由傅斯年暂代,负责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的任务。
  傅斯年不愿做校长,却当了一年的代理校长,这里面也有故事。前文已述,傅斯年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认为胡适“性善”,难以应对北大复校这样棘手的工作,“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更不用说应对那些在日伪控制下的伪北大工作的教职人员了。所谓伪北大,是北京大学南迁后,日伪在北大旧址上建立的伪“国立北京大学”,它打着北大的旗号,实行日伪奴化教育,实则与北大毫无干系。傅斯年为了北大的名节和长抬久安,也为了给胡适日盾掌校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排除二切干扰,“打平天下”,辞退一切伪北大教职人员,致力于恢复北大的优良传统。
  北大复校谈何容易,首先就有两大困难必须克服。第一个困难是办理迁校复员。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大学迂回原校。联合时不容易,分离时亦不简单?数千教员学生以及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可想而知,傅斯年为此费了不少心思。
  第二个困难就是处理伪教人员。为了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主义传统,傅斯年以“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的坚定态度,对伪北大的教职人员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为此,他两次发表声明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为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当时北平报纸评论傅斯年对伪教人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一形容恰好说明了他的人格和气节。
  在这种政策态度下,尽管一些伪教职员多方活动,千方百计纠缠,但最终无一人被北大留用,其中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稻荪、周作人、容庚等。傅斯年“为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的想法终于实现了。
  傅斯年对伪教职员一律摒弃,但是对伪北大的学生却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青年学生是无辜的,他们是在日伪政权下迫不得已接受奴化教育的。他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伪北大各院系的学生经过补习班的学习,再进行期终考试,及格者进入恢复后的北大及北平等大学继续学习。
  排除了伪北大教职员的不良影响,傅斯年凭借自己的声望为北大聘请到一批知名教授,充实了北大的师资。在校址和校产方面,他积极奔走,多方运作,除接收北大原址和、校产外,还争取到了改建后的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拱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处,这样使北大复原后的师生以及接收的伪北大学生得以全部安置。以前北京大学只有文理法三院,伪北大学生并人后,扩展为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文科研究所,成为一所师资雄厚、门类齐全、院系、规范的综合性大学。“凡此种种均非如傅斯年之具有伟大魄力者莫办。” (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
  傅斯年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重建抗战后的北京大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崇高的教育理想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也为其日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
  1948年,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他精心筹划、锐意革新,把一个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这是他教育生涯的顶峰,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繁重的校务工作使傅斯年久病的身体不堪重负,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时,因脑溢血猝逝于会场。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五、为人但有真性情
  
  但凡有些个性的人,加上又是社会名人,很难被人一致看好,难免会褒贬不一。正如胡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傅斯年一贯出言无忌,自然更是毁誉参半。在政治立场上,傅斯年是坚持反共抗俄的,他是现代反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也是一直以来他被大陆学界所刻意忽略的原因之一。傅斯年对蒋氏忠贞’不二,自始至终追随国民党政府,但他绝非阿谀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辈。傅斯年说过,“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而傅斯年在史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抹杀。
  为人但有真性情。这位时代的传奇人物,无愧于“北大的功狗”之名,而我们在今天重温他的事迹、思想和人格魅力,仍会被深深地打动,并激发出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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