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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头看长征
作者：孙国林
关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原因，毛泽东作过多次论述，仅1945年“七大”期间，就讲过两次。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和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另一次讲到遵义会议成功原因时，说得更明确，他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这里，毛泽东固然有许多谦词，但重在表明，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反对“左”倾路线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而取得的。
关于遵义会议的不足，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只说（此前）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还指出：遵义会议后党内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为什么当时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遵义会议“主要的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遵义会议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左”倾路线的追随者凯丰的发言，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使他历久难忘。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对日本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遵义会议后不久，凯丰幡然悔悟，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路线，对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
从黑暗、郁闷，到柳暗花明
1935年9月，张国焘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搞分裂，耍阴谋，形势一度很紧张。毛泽东1960年对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胜败未卜的内战”。中央红军翻越岷山，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得知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就决定到陕北去。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把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后来，毛泽东概括此间的心情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由于心情“豁然开朗”，诗兴随之勃发，他连续写出《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其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名句，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并且，“长征”、“万水千山”这样的词语，也成为后来评述那段历史的常用语。特别是《长征》，用诗的语言第一次对长征的历程作了概括，具体点明了长征路上遇到的几个危山险河。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队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这些话，透露出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愉快心情，紧张而疲惫的身心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了。十多天后的11月5日，毛泽东对红1军团讲话时，对长征的历程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地概括，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这段论述，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这次战略大转移的总结。“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和“跨越11个省”等词语，也是首次提出并成为后来人们研究这历史的习用规范语言。
毛泽东这里讲的“总共走了367天”、“二万五千里”，是1935年10月19日晚，在陕北吴起镇与警卫员肖忠渭谈话中首先提到的。毛泽东问他：你算没算过，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已经走了多少天？他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边抽烟，边看地图，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走了12个月零两天，算起来战斗不超过33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267天……根据一军团司令部的阵中日记计算，我们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路程。”当然，这只是针对红一方面军长征说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指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由彭德怀指挥，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骑兵2000余人。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据此，这次会议宣告了长征结束。
1935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长征后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概括。他指出：（一）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2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总结长征，他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准备了抗战
红军长征有什么意义？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和每一位长征人思考了一年多的问题。但是，结论总是形成于实践的末尾，只有长征结束，才能够作出科学的回答。
最早对长征意义进行文字表述的，是1935年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的《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它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两万余里的长征，与红25军、红26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发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1月5日毛泽东率部抵达吴起镇附近的象鼻子湾，他对部队讲话时，第一次对长征的伟大意义作了论述，说：从江西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个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一以当十，而且要一以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论述得最深刻、最精彩的是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段充满激情、语言优美、用排比句式进行论述的文字，已经成为我们理解长征意义的经典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