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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头看长征
作者：孙国林
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壮举，是毛泽东从逆境转向顺境的一段终生难忘的人生旅程。他的智慧、才华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熠然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颂。长征胜利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毛泽东经常回头看长征。由于他是长征的亲历者，指挥者，又是党的领袖，所以能以与众不同的眼光、角度和语言，对长征发表许多精辟的论述。
长征是被迫的，转移过早，仓促从事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到这次大转移的原因和时机问题。他说：因为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我们才“被迫突围”。经毛泽东修改近10次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也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退出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用了“被迫突围”，《决议》用了“退出中央所在地”，它们准确地说明，长征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被迫和不得已才退出用鲜血创造并建设了数年的根据地。而有些史论著作却说长征是主动撤离和转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红军开始长征的时机问题，毛泽东认为“左”倾中央决定，1934年10月退出江西苏区，“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将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毛泽东还从军事理论上谈了再坚持一下的可能性。他说：“一个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仓促从事”，长征出发时没有通盘周密的转移计划，也没有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就匆忙上路。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并参加了长征的欧阳毅回忆说：“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对这种逃跑式的搬家，毛泽东同志形容为‘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后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长征开始以后，“左”倾路线又变为逃跑主义，继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至遵义会议时才得到纠正。
在干部去留的安排上，也表现出“仓促从事”。毛泽东多次说：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是不对的。临出发时，毛泽东两次找博古提出：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身体又不好，还是带他走吧！但遭到拒绝。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给江西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中特意指出：“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另据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还打算把毛泽东留在江西，大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
以超人耐力，历尽艰险，千辛万苦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多次谈到红军经历的千辛万苦和付出的牺牲，“红军不怕远征难”，首先是确认它的“难”，然后才指明“红军不怕”，这“难”，包括敌人的围追堵截和万水千山的险阻。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最早指出：长征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胜利完成了长征。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青年们说：“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又说，红军长征时，“一走走了两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熏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
长征之苦，主要体现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惨重损失。毛泽东1936年12月指出：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我们被迫长征，“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头’”。后来又说：“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
长征的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在毛泽东心里留下终生不灭的记忆。后来在谈话、文章中多次涉及这一内容。他曾对斯诺说：“到了1935年，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要隘。通过强悍的少数民族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
红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困难，取得长征的胜利呢？毛泽东接着对斯诺分析说：“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陕北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和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正是在这种勇往直前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支持下，长征才取得最终胜利。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但决议须有些修改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得最多是遵义会议，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七大”期间，先后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数十次论述这次重要的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还说：过去的“左”倾路线统治时间长久，主观主义盛行，“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党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熏即按实际办事的思想路线。这次会议?熏“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熏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熏“实质上完成了由一条路线到另一条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时?熏“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熏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基础”。1942年11月?熏毛泽东明确指出?押遵义会议以后?熏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
1943年11月，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后的路线和以后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他还指出：对四中全会到遵义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到了1944年3月，毛泽东又强调这个观点，还说：当时我与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
1945年“七大”前夕，毛泽东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熏明确指出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纠正了军事上组织上“左”的错误，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这是一个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七大”期间毛泽东又一次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总之，毛泽东是从路线高度论述遵义会议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