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
作者：李美皆
就连爱情的表现，现在也变得极为尴尬而微妙。爱情故事似乎就是在千篇一律地阐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或“爱情即战争”的道理，其实这不过是重复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腔调，并无什么新意。这是一个否定、反讽而又务实的时代，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经典的爱情了，纯情的故事似乎必须带着善意的反讽或者怀恋的沧桑去写才觉得舒服。爱情本来是世间最值得仰望的一颗星辰，可是现在，魔鬼的力量过于强大，已经看不见天使的面容。
反腐小说名义上是反腐败，实际上是在欣赏腐败、卖弄腐败，它的卖点也就在这里。还有一些现代官场小说，与晚清官场小说相比讽刺的力量极其微弱，写得很阴，有一种隐忍的狠，与其说让人感觉到官场的可怕，不如说让人感觉到写作者的可怕。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学的“泛恶”倾向，作家普遍存在着某种神化“恶”的欲望。这种欲望又说明了什么？
人性，就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它本来并非以善恶而论，而是以正常来论的。思辩地看待人性，是善恶都包含，也不分先天后天的。可是在实际上，它往往还是被当作“恶”的本质来对待的，而且这完全出自一种无意识。比如张爱玲说，到处都听见人性呱呱坠地的声音。这个“人性”实际上就是倾向于“恶”那一边的。还有，写恶往往被认为具有揭示人性的深度，一谈到挖掘人性就意味着展示变态和畸形。写善就不会被认为是揭示人性，更遑论深度。这样，人性就先在地被假定为恶的了，善意味着浅薄，恶才算是深刻，美好的人性遭到排斥和不屑，对美好人性的哂笑似乎成为某种深刻的证明。而实际上，善也是一种人性，一种深刻的人性，恶有多深刻，善就有多深刻。我丝毫不认为《白雪猪头》对人性的挖掘比《米》肤浅，但我认为《米》对人性的挖掘比《白雪猪头》偏颇。退一步说，深并不一定比浅好，这要看是怎样的深和怎样的浅，鲁迅对于小溪的清浅和烂泥潭的幽深就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对比。
一切真善美都是人性中的善，真善美不是文学的敌人，真善美不是文学的忌讳。那种认为真善美就意味着低幼，就是对文学的侮辱的倾向是极不正常的。但这种倾向之所以形成，有它的社会心理基础。比如，反腐败作品的卖点实际上是腐败而不是反腐败，人们看腐败看得很过瘾，认为总算看到了上层真实的一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狐狸尾巴。而任何对于英模的宣传，人们总是本能地认为是假的，是主旋律的奉命之作。真假姑且不论，这种先在的怀疑论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明了人心的走向。人们倾向于认为恶的丑的就是真的，美的善的就是假的。任何正面的宣传都会事与愿违地引起人们相反的怀疑，就好像面对着一道过于简单的选择题，人们总是会怀疑：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过度的怀疑导致相反的判断。善比恶似乎更可疑，人们对于善失去了起码的信任，正好印证了荀子所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变成伪善了。这样的人心所向，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实在堪忧。
文学从政治附庸的时代走过以后，人们对于“高大全”与“假大空”的抵触和不适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所有疑似“高大全”的东西，甚至把真善美和“高大全”以及“假大空”混淆在一起来加以排斥，同样会导致文学的迷失。对于人性，文学既不应该人为地拔高，也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而是要理性地面对。即便我们不准备学雷锋，也没必要反感雷锋，雷锋至少不应该是令人反感的，我们反感的是一种政治功利性，而不是雷锋所代表的这种道德价值人性价值本身。人性可以不唯美，但也绝不可以嗜丑。
对于文学，我们曾经进行过反思，但是，如果反思的结果就是一个简单的逆反，这个反思就是不彻底或未完成的，需要进行反思之反思的。当下，跟审美相比，人们似乎更富于审丑的激情，揭示人性的变态病态以及社会黑暗面的东西更易于大行其道。文学当中这种乏“善”可陈的局面的出现，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但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作家自身的原因。
人性恶可以写，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写，怎么写。文学应该表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性，善恶的对立统一是人性描写的必然，但如果片面地强调恶的力量，过多地阐释卑鄙作为通行证的魔力，而对高尚即便只是作为墓志铭的意义也避而不谈，只有功利的较量，没有精神的较量，看不见善恶冲突，只是一味地“恶”下去，恶得荒诞，恶得莫名其妙，那就很不正常了。没有参照没有来由的恶是可疑的，并非真实的人性。有的作家甚至以游戏主义的精神来写人性恶，把某种残忍当作一个津津有味的智力游戏，丝毫看不到人性恶的恐怖，这才是真正的“恶作剧”。作家对于恶的表现，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像巴尔扎克那样；有致力于人性批判的，像君特·格拉斯那样；有从终极信仰角度来达到人性拯救的，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还有以恶的恐怖来警示世人的，像萨特那样。反映人性恶的伟大作品，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人性恶的否定。有些作家或许以为自己可以采取一个回避的策略，冷眼旁观，不做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作家在冷眼观世、傲然讽世时，自己站在哪里呢？无论站在哪里，都是一个立场。
人性的探索应该包括善恶两方面，善恶是文学最基本的、也是最永恒的话题，从古希腊悲喜剧开始，文学就有着善恶的较量。但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被遗忘。必须承认，抑恶扬善是文学的正途。劝善是文学最原始的功利，但善本身却是无功利的，如果劝善不能成为文学的目的，那扬恶就更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目的。恶的表现最终应该指向罪的认识，让人们警惕恶，消除恶，从而达到一个善的目的。只有这样，写作的意义才能被升华。如果只是单纯地传达恶，并且不仅不以恶为恶，反而放纵恶，欣赏恶，把人性的迷失当作深奥，那就失去了文学的正常品质，构成了对文学目标的悖离。劝善惩恶在文以载道的时代对于文学曾经是消极的，但在文学日渐“扬恶”的态势下，它应该被重新提起了。
作家对于人性的表现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情感能力问题，或者说，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是信仰问题。有些作家之所以对恶的表现充满激情和张力，对善的表现却显得稀松乏力，就是因为自身的情感能力和精神信仰不够。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怎么让别人相信呢？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东西，怎么去打动别人呢？有些善之所以写得很假，就是因为作家本身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所表现的那种善，当然也就没有人格力量去驾驭它了。文学的精神水准应该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准，文学不能成为毁坏社会精神健康的最后一种病毒。要想传播健康的精神，作家首先必须拥有健康的精神。如果一个作家自己的内心就是阴暗的，那么，当他去揭示人性的阴暗面时，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发霉的东西拿到梅雨天晾晒，只能更霉。作家内心如果没有阳光，最好少触动社会的霉点。
修辞立其诚，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就像武者的内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力量不够，底气就不足，作品就撑不起来。而中国文学的贫血，反映出来的并非是技术上的匮乏，而是精神底气的匮乏。我们的心中没有神，没有深厚的宗教情感，没有支撑灵魂的信念。宗教情感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不信宗教的人仍然可以有宗教情感。人的心灵中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宗教情感，宗教情感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善可以成为我们的宗教情感，善是全人类的宗教，善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最大体恤。善和美的持守之所以值得，首先就在于它是对持守者的一种滋润、抚慰和照亮，如同春风化雨。善应该成为人类对于自己的一种永恒的肯定。善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一种精神的愉悦。善对于善者的最大的善意和回馈在于它可以使人爱自己、肯定自己，给人一种灵魂的定力，使人在良知遭受质疑的时候能够免除内在的不安而代之以一种踏实。自我肯定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生命的内在质量。比如慈善对于施与者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带来道德愉悦，所以它同样也是施与者的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