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
作者：李美皆
人类对于人性恶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二战期间的纳粹兽行已经向人类证明了人性恶的集体无意识是多么可怕，而今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态度更向人类证明了这种纳粹人性是多么积重难返，人性的建设仍然亟待进行。正因为失控的人性对于人类的践踏是可怕的，我们才必须看管好人性的魔鬼，反抗人性恶，拒绝那种把张纯如杀死的悲观和绝望。
人性恶不仅是对于人心的戕害，还是对于文学的戕害。文学目前之所以低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提供人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了。如果当人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时候，打开所谓的文学作品，扑面而来的却是腐烂的气息，让人更加心灰意冷甚至悲观厌世，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热爱文学呢？这样下去，文学等于把自己送进了垃圾桶。文学不是为了创造人性的地狱，而是为了创造精神的家园；文学不是对于人性的砍伐，而是对于人性的抚慰；文学不是为人们营造黑暗，而是让人们看到光明的出口；文学不是对于恶的放纵，而是对于恶的超度；文学不是围困人们的精神，而是疏导人们的精神；文学不是为人们创造洪水，而是为人们制作方舟；文学不是让人们厌恶这个世界，而是让人们爱上这个世界；文学不是让人类鄙弃自己，而是让人类肯定自己。如果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拯救自己。
很多人都承认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可是，她却很难进入大家之列，根本原因在于，她只能写病态和变态，她写不了健康的人性和人生。张爱玲敏锐的洞察力往往只体现在对于人性恶的发现上，她对于病态和变态有着奇特的敏感，一眼扫过去，人性之恶必尽收眼底。张爱玲对于人性的洞察令人叹服又令人遗憾，因为，她洞悉的只是人性当中的恶，善基本是她的盲点。还有，因为她是蚌病成珠，以异常看异常，所以那种内在的幽深和张力，生活的逼仄，人性的逼仄，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写来令人窒息。那种生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可是，以她的冷眼观世，写来却不觉得有什么，超然，冷漠。说到底，她对于人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悲悯情怀。这使她对于人性的建树到底有限。
医生面对病灶可能有着职业化的坚强，也可能有着职业化的兴奋，但不管是坚强还是兴奋，医生的最终使命是医治疾病，而不仅仅是观察和描述疾病。晚清官场讽刺小说之所以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它流于讽刺而已，没有更深层的精神担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瑟·米勒永远不能构成文学的经典和主流，因为他只是流于反叛，没有更高的精神建树。卡尔维诺的笔下有欲望、竞争和罪恶，但也有自我的肯定和归属、伦理道德的抉择，以及对于人性真理的好奇，一切探究都围绕着人应该如何生活，都指向一种建设性，有破有立，能破能立，所以他伟大。在一个充满破坏的激情与建设的惰性的时代，卡尔维诺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之所以富有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清新明朗的自然美，更是一种和谐健康的人性美。人性的优美比其他一切优美都重要。巴金的作品也许不那么深刻，但它的难能可贵在于它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性的审美，那就是爱和真诚。爱和真诚是一种美好的人性，这种美好来源于自律、自觉而不是放纵、放肆。人性有复杂、刺激的一面，也有纯正、安稳的一面，巴金就体现了后一面。
恶之花结不出善之果，对于恶的抑制就是对于善的培养，多提供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一种善行，多接触一些美好的东西则是对自己的善待。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作家们不能放弃这种发现。现在偶尔也还能看到一些作品，让人感动于人性的美好，但内容却往往是关于过去年代的。作家还能不能从当下生活中发现人性的美呢？
文学不能丧失照亮人心指引人心的那种光辉和力量。文学应该为人性导航，向着真善美永远地航行。在一个无所不破的时代，文学更应该为人们指点迷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带领失陷的人心走出泥泞。为了建立健康的精神生态和文学生态，我们应该提倡精神环保和绿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