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精神环保与绿色写作
作者：李美皆
这个警告令人震惊，震惊之余，不禁要反思：我们的文学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性善性恶是一个自古以来争执不下的问题，但任何一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世态人心。文学既是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征候式反应，又是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平衡器和导航标。简单地说，性善指的就是人性当中正面的部分，性恶指的就是人性当中负面的部分。而新时期文学自先锋派以后，一个突出的症结就是对人性负面的东西表现太多了，多到让人不得不怀疑：人真的需要了解那么多的人性恶吗？
中国文学自古就重视所谓“文以载道”的道德教化功能，这种教化功能一旦与政治相结合，便产生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文革”结束，中国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空前加强，“三突出”原则造就了大量“高大全”式的超人，并最终使“高大全”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回到自身，“高大全”和“假大空”被摈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矫枉过正。表现之一就是把“真善美”等同于“高大全”，并进而混同于“假大空”，因此对于“真善美”产生本能的排斥。文学在对“高大全”和“假大空”解构的过程中不慎消解了真善美，并为真善美戴上了一副“假道学”的面具。这就为“假恶丑”取得某种可爱的面孔提供了可能。
新时期文学对于人性恶的迷恋是从先锋派的残酷开始的。莫言和余华都表现出对于暴虐的欣赏。莫言的写作中有一种嗜血的冲动，杀人场面写得异乎寻常的鲜活生动、酣畅淋漓，近乎狂欢，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某种过瘾情绪或代偿性满足。余华对于残忍有着病态的迷恋，那种不动声色麻木冷漠的残忍，显然具有某种表演性，更像玩酷。玩酷也是余华的话语手段，所谓“零度写作”。这种残酷的表现，与其说是在拷打人性，不如说是在摧残人性。
残酷和变态在先锋作家的文本中都是当作亮点出现的，他们愿意以这样的亮点来标志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策略。余华的残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一开始他写阳光灿烂，没有足够地引人注目，后来受到某些外国作家的影响，转向写残酷，立刻使人刮目相看了。以残酷的作秀来赢得读者的策略是有其大众心理学基础的，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反常合道的心理。西方一个著名的玩具商，就是因为做丑娃娃而发了。莫言对于热气腾腾的暴力场面的病态迷恋也不无骇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故意。以酷来媚俗，如同刽子手故意在看客面前做杀人不眨眼状以赢得啧啧之声一样。列农的重金属装束曾经为一些急于标志自己前卫性的时代青年所模仿，重金属成为一种很酷的时尚，先锋作家的残酷也是一种重金属时尚。
人性恶在先锋作家的笔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酷。酷玩到这个份上，是作家的悲哀，是读者的悲哀，最终，是文学的悲哀。无论善和恶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否则就恶得很假，属于“伪恶”。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那个流氓实际上还是假流氓，如果变成真流氓，就不好玩了。这就是伪恶。有人注意到伪善的问题，却没有人注意到“伪恶”的问题。伪恶是一种策略，因为它更容易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一炮而红。伪恶还是一种媚俗，一切故意的反其道行之都是媚俗——或者可以叫逆向媚俗？格林的《白雪公主》过于童话，巴塞尔姆便故意写一个龌龊不堪的《白雪公主》，这就是“伪恶”，这就是逆向媚俗。
刽子手的装酷可能会获得阵阵叫好，这种装酷和叫好同样是不正常的，反映出世态人心的某种扭曲。当一种不正常被认为正常的时候，正常反倒显得可疑起来，正如当不道德成为道德的时候，道德反倒显得可疑一样。因此，指出这种不正常以及匡正这种扭曲就变得十分必要。不能忽视文学的舆论导向功能，正是因为许多文艺作品把杀手塑造得很“酷”，很有魅力，才会引来许多的崇拜和模仿，而完全忘记了那是在把残酷当“酷”，暴力崇拜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形成的。文学不能扮演这个很“酷”的杀手，文学不能成为人性恶的怂恿者。
先锋作家目前正在部分地回归，比如苏童，近年作品《白雪猪头》、《人民的鱼》、《哭泣的耳朵》、《骑兵》等，都弱化了先锋色彩，强化了现实底色，通过少年视角，表达沧桑之叹，复原了童年记忆的亮色与柔情、温暖与爱意，寄寓了特有的沉痛与悲悯，令贫瘠岁月散发出人性的光辉。苏童在写容易受伤的柔软的人性时，不仅有着对人的尊严的爱惜守护，对美好人情人性的细腻挖掘，而且在从容温和中带点伤感，令人心动。因为这份伤感来自于悲悯。比较《米》和《白雪猪头》，我们对于人性应该会有不同的感悟。
对于余华、格非、北村以及自己早年实践“先锋写作”，而今回归传统的现象，苏童解释说：“实际上先锋只是一种姿态。刚开始写作的人就像拍马上阵的战士，挑选诸如青龙偃月刀、断魂锤之类最吓人的家伙出阵，他们起初以最叛逆的写作姿态出现。但久经沙场之后，就不再用吓人的兵器了，他要运筹帷幄，由反叛回归平静。”这段话是非常真诚和内省的。
贾平凹对残酷不感兴趣，但他对龌龊感兴趣，他笔下近乎猥亵的性令人对他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怀疑，他拿无聊甚至无耻当有趣的惯性也让人对其格调不以为然。他是把自己的低级趣味当作一种性情和修炼了，把人性的污点当作亮点了，因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笔下，我们丝毫看不到人性的庄严。精神的清洁永远是审美的要旨，一个作家，必须以清洁的眼睛去看龌龊，而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龌龊，更不能以龌龊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否则，他就是一个龌龊制造者，他的写作只是对这个世界的污染，而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清洁。批评界对这种精神的病相却缺乏足够的审美批判，这与其说体现了时代的宽容，不如说体现了时代的堕落。如果人性的弱点曾经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质素而被批评界所接受的话，目前，对于这种弱点的达观和宽容则已经过分了。
欲望化写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也是人性的负面，我们的文学在欲望的洪流中已经游走得太久了。作家的非道德化倾向使种种不正当欲望失去了应有的难堪而变得当仁不让、堂而皇之，作家在展示自己的欲望甚至堕落时是何等的轻松和坦白！欲望的旗帜猎猎作响，作家在旗下充分享受着刻意张扬的快感，受伤的只有文学。比如婚外恋，许多婚外恋的本质不过是婚外性，喜新厌旧、不忠、放纵、缺乏自制、不负责任本来属于人性的负面，可是在欲望化写作的旗帜下，所有欲望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应该得到释放的，包括婚外性欲望。于是，欲望的黑烟恣意地弥漫在文本的上空，“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把作家引入了人性的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