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
作者：李美皆
世俗的幸福为什么总是容易使女性变得平庸？女性有没有可能在获得世俗幸福的同时，仍然保持内心的矜持、隽永和张力呢？这个问题也令人困惑。普拉斯、伍尔芙倒是保持了内心的张力，但她们疯了，自杀了。这也许永远是一个矛盾和两难？
谁活出了女性的理想状态呢？冰心？凌叔华？这也是一个很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幸福的家庭与成功的事业很难统一于女性一身，这是公认的。世俗的幸福似乎很容易限制女性的创造力，而男性却很少因为幸福而使自己的创造力缩水。这是为什么？
我倾向于是由于女儿性的退化。完美的女人性应该是女儿性和母性、妻性的统一，因为女儿性是最为自我、最为贴己的，而妻性和母性却更多地指向他者。所以，女儿性的退化，必然导致彰显女性灵魂魅力、实现女性内在自我的那种欲求消失，代之以责任、义务等大量外在的东西。女性的内在完全被外在所遮蔽和覆盖了。从画上来看，西方的圣女很少是淹没于家务之间的，她们常常在圣泉边上。也许为了使女性的自我意识不致沦落，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在心里为自己保留一处圣泉，时常洗涤，以免被俗务涂抹于无形而毫不自知。
散文是一种太真实的文体，太容易显露一个人的境界。舒婷是先诗后散文的。舒婷１９６９年插队时开始写诗，回城做繁重的临时工时依然坚持。写诗十年，１９７９年正式发表了《致橡树》，命运从此改观。１９８０年，舒婷调到福建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舒婷是幸运的，在朦胧诗人当中，她最先得到了有限度的认可，最先发表诗作，最先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最先得奖，最先进入作家体制内，并享受着体制内的优越性。舒婷太幸福了，以至于幸福得不能写诗了。进入作家体制后，舒婷的诗歌创作道路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５年，舒婷因做母亲而搁笔。１９８５年以后，舒婷自言“诗到后来再无足观，只好改走偏锋写散文”。舒婷还曾坦言：“其实我８０年代发表的诗歌，大多数是７０年代写出来的。”
舒婷说：“诗歌是青春期的流感，来势迅不可防，热度一下蹿得很高，然后很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给自己做的总结。有人说，十年的时间段就能看出一个诗人是否有生命力。信夫。
舒婷后来也发表过诗作，但数量、质量皆不如前，美丽忧伤的诗风也不再了。舒婷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始于艰困，终于幸福。舒婷写《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时，正在灯泡厂当焊锡工，构思这首诗的时候，滚烫的锡水烫得她满手是泡，正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然而，拥有了专业作家的创作条件之后，她却写不出原先水准的诗来了，甚至干脆不写了。除了让人发出“苦难出诗人”、“不经忧患，诗赋不工”之类的感喟之外，还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作家体制就是一个让诗人很难再写诗的地方。
舒婷自言“被称为诗人是一种机遇”。她说：“我很幸运，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记得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中了一个大大的彩票”。“１９８８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给我们专业作家评职称的时候，我就被评了个一级作家。从写诗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总共发表的诗歌也只有一百多首。能被称为诗人，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惭愧的”。舒婷还是非常直率的。
是的，尽管舒婷基本上已经不写诗了，仍然因其朦胧诗人的声誉，在国内外享有相当地位。舒婷等于用“痛哭一晚”换来了“展览千年”，让人不得不惊叹她的一百三十余首诗歌的含金量之高，以至于享用不尽。１９８５年后，舒婷频繁地应邀出国访问。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过西德、美国、意大利，还以个人身份被邀出席了法国、荷兰等一些国家的诗歌活动。她的名字，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开始走向世界。不过，当她作为诗人走向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基本不写诗了。
舒婷的出游时代是和散文时代同时来临的，她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舒婷出席了多少笔会、诗会、诗歌节，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了。成都庙会、焦作笔会、尖峰岭诗意之旅、增城挂绿诗会、普陀山笔会、彝良采风、上饶诗会、内蒙诗会、北大诗歌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四面八方。即便如此，在《笔下囚投诉》中，她还写道：“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
甚至，在江苏宿迁的一个酒文化节上，有人还“意外地发现了舒婷的身影”。报道称，舒婷谈对宿迁的感受：“宿迁是一个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城市，有着美好的明天，这个城市也将回报给人们以美好的生活。”舒婷说，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了宿迁建设“生态宿迁，绿色家园”的消息，如果按照这种理念坚持下去，宿迁将大有用武之地。舒婷笑谈自己并不喝酒，却关注酒文化。舒婷表示，“洋河”、“双沟”名气很大，无论到中国哪个角落都会有人知道，但对宿迁我并不熟悉。希望宿迁能够抓住这次名酒节的机会，把宿迁人民的美好心愿推出去，让宿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最后，舒婷祝愿名酒节一次比一次办得更好。
在国外被问及中国的诗歌状况时，舒婷回答：诗歌回到了它们自己最初应该具有的那种状态。假使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利用诗歌成名的机会去上大学，找一份文化馆的工作，去谈恋爱成功或者获得其他什么好处，这是可能的。那么现在写诗，回到一个非常本真的状态，纯粹是个人的体验，不能把诗歌作为一块敲门砖，得到诗歌以外任何一种东西了。那么现在的诗人写诗，是诗人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也许这样的诗歌才是最真正的诗歌。其实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诗人是可以靠写诗谋生的。用写诗来获得他的啤酒，他的面包，或其他什么，因此诗歌已成为更为民间的东西了。
因此，舒婷真该庆幸自己在一个文学上升的年代及时地掘到第一桶金了。
已经告别诗歌的舒婷对于自己的诗歌是一个什么态度呢？舒婷跟陈村曾经发表过一次对谈，对谈中，舒婷说：“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有人批评这首诗都是空话，现在看来也有道理，但当时‘四人帮’倒台，年轻人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我的心情正是那样。”陈村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感想呵，比如说读以前的什么《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舒婷说：“这不能读，受不了，受不了。”陈村问：“自己也受不了啊？”舒婷说：“自己也受不了。”
诚然，《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属于舒婷诗歌中的高音区，但是，也不至于让自己如此地受不了吧？舒婷的“受不了”，一方面，可能是通常所谓的悔其少作。另一方面，可能跟诗歌当下的“行情”走低有关。舒婷说：“早年，如果有人打伞在微雨的海边‘徜徉’，有时还怜惜地扶起被踩倒的野花，人们便叫他诗人。如今再看到这种人，大家都掩鼻而过，迭声喊酸”。在这种诗歌形势下，极力揶揄自己的诗歌，极力撇清自己跟诗歌的关系，当然是有必要的了。但是，窃以为，毕竟那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何必如此功利呢？
在《红草莓诗人》中，舒婷说：“我和天琳认识源于诗，这是无可变更的悲惨事实，人们把我们叫到一块儿来，就因为女诗人的缘故。否则她还不是在果园里挖树坑天天完不成定额，我焊完我的灯泡把手指焊出一个个五瓦小水泡。幸亏后来我们在聚首时光，渐渐忘掉了诗是什么东西，只余女人两字足够彼此将丈夫孩子扩张为两部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