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
作者：李美皆
的确，舒婷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做贤妻良母的愿望：
“我尽量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媳妇，好母亲，只好不惜亏待自己。”
“固然庸俗可笑，我认为我本质上还是位家庭妇女。”
“作为一个女人，我是比较有家庭责任感的，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妻子，我对孩子、对家庭的付出，从来都是放在比诗歌更重要的地位。现在跟一个９０岁的婆婆住在一起，一直都是一个家庭妇女。”
“他（指丈夫）嘲笑我缺乏宗教信仰。我小声小气驳他：‘从前，文学是我的信仰，成家之后，丈夫孩子变成我的宗教了。’有位厦门女同行恨铁不成钢，痛心疾首：‘舒婷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庭妇女！’旁人传话，我反而欣然承认，大有知己难逢之感。”
而关于诗歌，舒婷说：“年轻时，诗是我的全部，但时间改变了我，诗没那么重要了，但文学依然是我的最爱”。这样的“最爱”，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而“诗没那么重要了”，才是最切实的。
因此，舒婷对于家务的义无返顾和对于诗歌的绝不固执便恰成对比了。
关于后者，舒婷说：“只要一阵小风不对我的方向，我便有足够理由不写诗”。
关于前者，舒婷说：“结婚十多年来只烧糊过一次饭，即使是这仅有的一次，我也深恶痛绝。这样败坏的记录，我十分懊丧”。“若是我，婆婆、丈夫、儿子围坐一圈等开饭，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一手擎着一手紧握锅铲”。
我敬佩舒婷是一个贤妻良母好媳妇，深知做到这些不易，但同时，也遗憾她的过分引以为自豪。好像对她来说，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写诗。甚至，曾经写过诗，都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正如她在《红草莓诗人》中所说。那几乎是以女诗人为耻，以母亲、妻子、儿媳为荣；以写诗为耻，以做家务为荣了。
这就难怪舒婷面对诗歌青年的虔诚和崇拜，为什么会尴尬和苦笑了，似乎被人揭了短处，似乎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当下，以嘲笑诗歌为荣，以敬仰诗歌为耻，的确已经形成一种默认的诗歌荣耻观了。但是，值得回味的是，更用劲嘲笑诗歌的，其实往往是诗人自己，诗人的自嘲远远大于来自他者的嘲讽。
连舒婷对于诗歌都如此不以为然了，诗歌还怎么可能赢得人们的敬意呢？酸腐的诗和酸腐的诗人是有的，但以嘲笑诗歌来证明自己的不酸腐，似乎也没有必要。人们对于诗歌的敬意，其实就是对于灵魂的敬意。如果一个时代全然丧失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诗歌的灵魂和精神，那将是可悲的。
这也许就是躲避崇高的结果。
躲避崇高在特定的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矫枉过正以后，便必然导致“追逐平庸”成为一种潜在的流行心态。曾经，作家是高高在上的，走下圣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消解神圣是为了确立真正的神圣，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消灭一切神圣。没有神圣、没有崇高的结果，就是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以世俗为荣，以玩世不恭为荣，必然导致作家境界的走低。以至于显示自己世俗的一面，已经成为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俗得堂而皇之，俗得天经地义。
舒婷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再没有比聊天这种方式更容易使女人接近了。聊天的内容往往从衣服始，到孩子止。女政治家或许例外？”
舒婷在另一篇散文中还写道：“１９８６年单枪匹马去美国闯江湖，常有人探问：回去写文章吗？答：不。忍不住有了一点文字，自己很是惴惴然。幸亏它们发表后无声无息，稿费因此花得大方。”这些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当下文学，已经被世俗化的瓶颈卡住了。有人说，“９０年代以后，如何在一个技术化与世俗化如此彻底，放弃了抒情与唯美品质的世界上写诗，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是的，在一个日益庸俗化、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以一种绝不娱乐绝不媚俗的精神参与到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来，是多么高尚的一个文化选择。
当然，有些作家的媚俗是不无故意的，他们不愿意别人太拿他们当回事，所以才故意不拿自己当作家看，竟而至于以不拿自己当作家为自豪。他们以为这叫平常心，事实上，本来就很稀松平常，何必急于证明自己的平常心呢？他们以为大家希望看到自己名人身上普通的一面，事实上，他们已经使自己太普通了，大家恰恰太想看到他们不普通的一面了。文化的皮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文化中又从来不乏庸俗，因此，当下文人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己有过于高雅之嫌了。本来就没人把你当不俗，你也就先别忙着展现自己凡俗的一面了，如同“现代”尚且达不到，不必忙着苦恼“后现代”的问题一样。
对于一个女诗人来说，放下身段固然重要，但也没必要以做一个俗女人为荣。舒婷在散文中写道：“无论在感情上、生活中我都是一个普通女人，我从未想到要当什么作家、诗人，任何最轻量级的桂冠对我简单而又简单的思想都过于沉重”。她的“普通”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误以为自己尚不普通的，也许恰恰是她自己：“其实我也和一般女人那样俗气，每每想到青春不再，就要频频倒吸冷气。”虽然承认俗气是一样的俗气，但并没有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女人。
当舒婷竭力不拿自己当诗人看时，还应该意识到两个尴尬的问题。
其一，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以诗人的名义去享受那些不言而喻的尊荣呢？舒婷自我定位为“退役诗人”，但在中国国情下，“退役诗人”享受超过“现役诗人”待遇的情形太多了。
其二，如果她不是诗人舒婷，她的散文会如何？许多诗人的散文，常常就不过是对其诗人名头的延伸。
舒婷说：“我不愿做盆花，做标本，做珍禽异兽，不愿在‘悬崖上展览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也深刻不起来的缘故”。但舒婷也说：“桌上堆积的约稿信，了无爪痕的稿纸，深夜催稿的电话，都触痛着作为女作家那部分的我”。希望她经常受到这样的触动。
在这些地方，舒婷都表现出了她的坦诚。我们期望曾经搅动诗坛的舒婷重返诗坛，而坦诚无疑是重返的前提。舒婷也有过这样的表示，自己的不再写诗“跟近几年的诗坛不景气没有关系，一个真正爱好诗歌的人是不会因为诗坛不景气而不爱诗歌的，但她也不会为了写诗而写诗，那样无异于无病呻吟，只要有激情、有冲动，她就会将诗歌继续写下去”。
最后以舒婷的诗句来作结：
假使我有尊保护神，
假使我要合眼祈祷，
假使有谁的手指在我的墙上写了一行字，
那只能是——
我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