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
作者：李美皆
同样的感慨系之，也发生在舒婷身上。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思念》）——这是舒婷的诗。悠远、惆怅、感伤、古典，即便思念，即便爱，也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尊严，也绝不肯放下女性的矜持。
所以，当读到“写这篇文章我写得厨房狼烟四起，儿子屁股粘在便盆上大喊救命，因为我停不下来为他揩屁股”（《红草莓诗人》）这样的文字时，不禁错愕。错愕之余，更生难过：你是舒婷啊，怎么可以让自己这样呢？
舒婷的诗和舒婷的散文是如此不同。
舒婷的诗，《神女峰》、《思念》、《会唱歌的鸢尾花》、《还乡》、《北京深秋的晚上》等，无论写爱情，还是写女性的迷惘、愤激和忧伤，都非常注重女性的价值和独立性，充满对个体尊严的强调与捍卫，具有坚贞、崇高之美，以及浪漫而感伤的理想主义色彩。舒婷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总是一个简爱式的清坚的精神影像，以自己人格的光辉和力量，唤醒人们灵魂当中的尊严与温情，以女性独有的敏感和自尊的文字，建构起一个清洁、典雅、庄严的情感世界。
可是舒婷的散文却完全不同。舒婷自言：“幸亏我胡乱敲打的只是散文作坊里的瓶儿罐儿，乃散文之小器也。”这并非自谦之词。舒婷还说：“诗人尽可以抽象。散文家无法不具体。”舒婷散文的具体，就是衣食住行，育儿养花，买菜做饭，你几乎能从中闻到一股萝卜排骨汤的味道——煲萝卜排骨汤，是舒婷比较陶醉的一件事情，她曾经专门著文讲述过。比萝卜排骨汤的味道更形而下的，是抹布和围裙的味道。是的，我从舒婷的散文里读出一股琐碎，那是一个女人完全淹没于生活之流后的絮叨所带来的内在感觉。说是小女人散文，还真少了些小女人散文的性感慵懒的情调趣味，也许说婆婆妈妈散文更合适，带有典型的中年特征。散文的“具体”，就是这样的吗？
舒婷散文的内部空间之局促，就像一个随意放置杂物的临时性房间，低矮而不通透，读后不免使人发生这样的怀疑：她是把散文当作一件仓促的家务事来做的吗？舒婷散文的语感也无法与她的诗相提并论，只有在个别篇章和几个题目中，还存留着诗人才华的余韵。
舒婷说：“对我来说，写诗是一种高炉炼钢，要将自己的情感化为血水表现出来；写散文是一种散步，让人从容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起来很舒服……”诚然，散文比诗歌写起来要从容自在得多，但是，这种缺乏沉淀、缺乏审美距离的聊天式的写作，是否也是对散文的一种懈怠呢？正如她自己所言：“不要因为散文宽容了我们，我们就真把它当成鹅毛褥子了！”
散文可以具体，但具体并不意味着琐碎家常，其间还必然要闪烁着智性的魅力与光芒，或者性情的美质，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毕竟是一种审美活动。舍此，就只能让人“痛恨自己情感的平庸与琐碎”（舒婷语）了。
不仅舒婷的诗和舒婷的散文不同，诗的舒婷和散文的舒婷也大为不同。
我站得笔直……理想使痛苦光辉（《会唱歌的鸢尾花》）——这是诗的舒婷。那首自尊而昂扬的《致橡树》里，伫立着一个优雅而坚韧的美好的女性身影。
可是，散文的舒婷已经与这个女性的身影相去甚远了。诗的舒婷要做一株与橡树站在一起的木棉，散文的舒婷却说：“现在让我写，我不会说成为木棉，我要做一把锯子，把木棉锯成家具”。有人说，这是一位锅碗瓢盆的舒婷，是一个背后时刻站着一位老公甚至一个家庭的舒婷。让这个舒婷谈年轻的浪漫爱情无疑是强人所难。这种不一致的言行只能说明，现在的舒婷和原来的舒婷相比已经非常陌生。显然时间和经历彻底改变了舒婷对自身诗歌的理解。
是的，散文的舒婷已经否定了诗的舒婷。这一否定是进步还是遗憾呢？
舒婷说：“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她的散文来了解她的状态。
这是舒婷散文当中的一段文字：丈夫提亲时，订约有三：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自己过；三交友方便。不到一年即毁约。先是有了孩子紧接着婆婆公公回国定居，一家五口，乃是当今社会的“大户”。“我是作家‘坐家’，似乎责无旁贷主持家务。每早六时惊起，总是害怕误孩子上学做早餐，帮他整理书包，心里划算着中午煲什么汤晚上炒什么菜。洗衣机的衣服要晾，丈夫的袜子要补，房间要收拾。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来谈诗，挂钟就悬在脑门上，嘀嗒嘀嗒提醒时间不早，孩子快放学，得急着做午饭去。朋友足迹渐稀，改为电话。我也常常关掉煤气灶手在围裙上抹抹，抓起话筒大声叫嚷：‘什么事快说，我锅里的油正冒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散文的舒婷是一个贤妻良母好媳妇，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家庭主妇。同样的意思，她在其他散文中也表述过，比如，《天上掉下一个“阿不婆”》中写道，别提每日买菜、剖鱼、煲汤、收拾房间，光带孩子就够我忙的。我的工作是作家，俗称“坐家”，其实在自己家中，反而连闲坐的时间也是没有的。在《无计可潇洒》、《天热天凉好个晨》等散文中，舒婷也把类似的家务繁忙重复了一遍。
自从上了爱情的“双桅船”，由龚舒婷变成陈龚氏，舒婷的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开放了，世界上因此少了一个典雅的女性自我，而多了一个颇富责任心的家庭主妇。舒婷幸福地把“诗人”的自我遗失在柴米油盐之中，属于自己的时间据说只有七分之一。但她很满足，她说：“丈夫属鼠，儿子属狗，十二生肖无猫。我伴一大鼠一小狗过日子，望陇得蜀，勉强足矣。”有人分析，“足矣”是实，“勉强”不过是诗人藏富不露，自谦罢了。
因为满足，舒婷像一个鸡妈妈啄米似的，历数着自己满地的幸福颗粒。而她的散文，就是一个幸福的鸡妈妈满院的咯嗒声。其间有抱怨，那也是幸福的嗔怨。只是那样的幸福，真的近乎于窝窝囊囊了。女人要幸福，但绝不能幸福得窝窝囊囊。这一点，舒婷与苏青还不同，苏青是来自家庭的真实的苦痛与焦灼，而不是幸福的嗔怨，更不是情不自禁的幸福的外溢。窝窝囊囊的幸福，不溢出来不足以证明自己的种种不应有的放弃。
是什么使一个诗人的内心变得如此松弛？我想，大而化之地说，无非就是世俗的幸福。舒婷曾经说，理想使痛苦光辉。那么现在，痛苦不再光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理想的黯淡，诗意的消退。张爱玲曾经说，最恨一个天才的女孩儿忽然结了婚。是的，当姑娘变成了妇人，女性内在的娟秀、矜尊、优雅就在一点点蜕掉，情怀不再依旧，精神质地由紧致变为松弛，自尊变成了自满自恋，悠远的古典变成了狭促的当下。清雅美好的女性就这样变得蓬头垢面，实在令人气馁。也许，随着女性年龄的渐长和伦理角色的增多，需要紧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皮肤，更是我们的内心。而且，内在的保养比外在的保养更重要。
内心的张力对于女性绝对是有必要的。之所以有些女性在痛苦之中尚能保持清高，一旦获得幸福却沦于平庸，就是因为内心的张力消失了。拿写作来说，人们常评价一个作家“端”着写，是不以为然的意思，但有时候，就是需要端着写。美是紧张的，审美就是要拎着点，不能太放，轻易地放下，可能就成了一滩，再也拎不起来了。保持内心的紧张和高处不胜寒之感，而后才能诗，才能歌。
谈别人的问题时，舒婷很清醒，她说：“选择诗人这条路，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寂寞的。因为现在写几首诗很不容易引起公众的认同，没有公众的认同，那么你在你的朋友中间、在你的生活中间一定过得非常失意。诗歌是需要这种失意的，能象征你精神状态的私人意象往往是在这种失意中完成的。”轮到自身，却是另一回事，她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只是不问自己在哪儿，原因也许就在于：“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她向别人指出“失意”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却不留一点“忧愁”给自己，而要以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这些幸福的身份把自己占得满满的，好使自己没有丝毫通往诗歌的时间和空间。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我在家头发蓬乱，趿着软拖，三番五次中断话题，小跑厨房观风。”（《你摇晃不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