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李美皆
“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您以为您是谁啊？敢情中国文学全靠您罩着呀！
关于中国电影，夏先生总算给了中国人一点希望，但接着又说：“像张艺谋这种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国人的批评不严的，所以很难讲，美国人讲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中国戏剧他以“出名”来论，否定；中国电影算是出名了，他又说很难讲，还是否定。总之，就是他夏志清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既然夏先生对捧场持如此保留的态度，为什么还要替乃兄的一本小日记集捧场呢？难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美国人捧场的不作数，我夏志清捧场的才作数吗？那么，中国人能做的便只有像乞雨一样眼巴巴地仰头向天等待夏先生的垂青或垂怜了，别无他法。
后面那些“中国文学好坏只有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不讲世界文学只讲中国文学没意思”之类的话，则直接使夏志清自己几无立锥之地。既然“中国文学好坏只有中国人自己决定”，夏先生还何必在这里妄下断语呢？既然“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夏先生还在这里讲什么呢？不仅讲了，而且还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夏先生认为“不讲世界文学只讲中国文学没意思”，那么，反过来，只讲世界文学不讲中国文学就有意思了吗？只讲外国文学不讲中国文学就有意思了吗？夏先生会不会去对英国人美国人说“只讲世界文学不讲英（美）国文学没意思”呢？难道惟独中国文学不配置身世界文学之列吗？如果每一个国家所讲的世界文学都抽去了本国文学，那世界文学还由什么构成呢？
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夏先生说：“洋人看中国书看得少的时候，兴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没有兴趣了。……《西游记》翻译一点点，大家觉得很好，后来多了以后，就看得很烦，中国人不觉得什么，洋人就觉得长，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国文学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来，要起来早就起来了。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
横竖都是他的理，中国文学洋人看得少，他说不出名；看得多了，他又嫌滥，令人厌烦。厌烦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是长，其次是人名差不多。据此，又得出了中国文学弄不起来、要起来早起来了的丧气结论。
要说长，难道西方作品不长吗？要说人名差不多，西方译作中那些冗长复杂且面目相似的人名难道不一样折磨着中国人吗？难道只许洋人烦我们，不许我们烦洋人吗？这有点类似于鸦片战争时代的论调：洋人不高兴了，因此，问题很严重。原来夏先生还在替西方对中国实施着文学殖民主义呢。作品不被接受，可能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可能是读者的问题。洋人不喜欢，就一定说明我们的作品不好吗？因为名字的麻烦就不去看，这只能说明读者有问题，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唯洋人是举呢？在对待文化差异方面，科学的态度是双方求同存异，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趋同。
夏先生为中国文学“弄不起来”所找到的症结也太简单，如果真如夏先生所言，那中国文学要“弄起来”就太容易了：一是往短里写，二是模仿张资平，用英文字母为人物命名。两样都很简单易行。只是夏先生在访谈中就中国唐诗的短也发过话的：“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中国文学，你到底该长还是该短？夏先生是长了挑长、短了挑短，长短都不行，总之，没有他所认可的长短适度的作品。这让我想起某医院的某医生，如果你生了小病，他说不治也会好，治和不治都一样；假如你生了大病，他又说治也治不好，治和不治还是一样。总之，你永远没生着正好适合他治的病。
夏志清的横竖有理，还体现在对傅雷评价张爱玲的看法上。他说：“张爱玲在1943、1944年实在太红了，左派派人让他（指傅雷）用笔名写一篇文章来骂她。他喜欢翻译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作品讲女性坏的很多的，他发现《金锁记》实在是好，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的。我们写文章，会这样说，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锁记》好。他倒过来，《金锁记》最好，《倾城之恋》差一点，最后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完全是听从上面的，这种最讨厌。”
夏志清认为傅雷批评张爱玲是听左派的、听上面的，可以讨论，没准儿他掌握着什么确凿的史料也未可知。夏志清认为傅雷喜欢《金锁记》是受巴尔扎克的影响，就很值得商榷，因为这个推论过于简单和片面。夏志清苛责傅雷对于张爱玲作品的评价与别人不一样，可就滑稽了。“我们写文章，会这样说，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锁记》好。他倒过来，《金锁记》最好，《倾城之恋》差一点，最后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我们”和“他”的区别在哪里呢？双方的判断都是《金锁记》比《倾城之恋》好，这不是一样吗？哪里倒过来了呢？惟一的不一样，就是傅雷“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那么，夏先生是认为《连环套》好得一塌糊涂了？可是，1976年，张爱玲为《张看》写序，谈及校《连环套》清样的情形时说：“30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有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后又说：“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并且表示，“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视为消极的成绩”。这样看来，张爱玲岂不辜负了夏先生的推崇，并缺乏清醒的自我肯定吗？而对于作家本人如此缺乏自我肯定的一部作品的肯定，岂不反过来又说明了夏先生的有眼无珠？
夏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最可笑的是这一句：“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法国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吗？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吗？“不看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可是，世界上有哪一本书是大家必须看的呢？有哪一本书不看“有关系”呢？有哪一本书不看会死人呢？《包法利夫人》是这样一本书吗？但我还没听说过谁因为不看《包法利夫人》就丢了性命的。
对于鲁迅的评价，夏志清说：“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夏志清为鲁迅“学问并不好”所给出的理由是“洋文没有学好”，国内现在考研考博实际上就等于考外语的白痴做法，倒是可以从夏先生这里获得舆论支持了。这个推论实在低级而又武断，如果夏先生前番是倚老卖老，此处就是倚洋卖洋了，因为很显然，夏先生洋文是很好的，那么，思维稍微延伸一点，他关于自身学问的暗示我们就不难领会得到了。
但那夏先生的学问，我看是完全不必如此自信的。比如，他在论述《祝福》时，直接把“我”说成鲁迅，就很不妥当。现在有这么一批人——或身在国外但根是中国的，或乃地道的外国人但懂得中文——在进行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不知道该如何称谓他们，从前有人用“二鬼子”来区别洋鬼子，说他们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二鬼子”？似乎也不合适，总之，就是具有跨文化的两栖性吧。这批人的学问和人格，有的委实可敬，有的不过是墙上芦苇而已。而后者的优越之处，也就在这个“墙上”。站在世界的墙上，比站在中国的地上似乎要高得多。但他们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高”上。高屋建瓴的另一面，就是大而化之，这个大而化之，既可以说是宏阔，也可以说是空泛。无非就是他们在栏外，可以放开来说，没墙而已。这些人在国外恐怕连物以稀为贵都算不上，无非为了证明自己的五脏俱全，国外有些大学必须设这么一个专业，必须要这么一个人，于是就有了这么边缘的一个角色。但这些人在国人眼中可是不得了，他们可以邀请国内同行专家放洋数日，相应地，自己到了国内自然也前呼后拥，因此就变得煞有介事起来，举手投足免不了要顾盼，说话免不了要等掌声。国人的确也给了他们不少的掌声，因为他们置身于非中文环境，却在致力于中文研究，如同票友支持某项事业一样，首先精神可嘉，国人对他们的要求当然不自觉地就放低了，如同对待小孩子说话，说好了大人掌声鼓励，说不好，大人也觉得情有可原，本来就是小孩子嘛。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远远没有国内精到，他们所占的就是一个地利而已。所以，迷信他们的“国际水准”是愚蠢的，如果他们要自我迷信，徒留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