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李美皆
这基本上就是我以前对他的了解，可能也是大多数知道夏志清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对于这个名字，我一直是带着崇敬的，甚至将其视为普罗米修斯一般的人物，因为他把现代文学研究的解放的火种带到了中国。2007年1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篇夏志清的访谈，我拿到便看，看了便想：为保留对夏先生的尊崇计，真希望我没有看到这篇访谈。这是一个典型的“见光死”，或曰“口开神气破”。
从这篇访谈中可以知道，夏志清是一个说话经常需要问号和惊叹号的人：“哎哟！你的个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国人高，现在中国人也这样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头发这么长多久了？现在允许的吗？”“南京大戏院还有吗？”“国泰、大光明、大华、美琪大戏院还在吗？”“这个相机要多少钱？这么贵！要小心，纽约会有人抢的。”“不用闪光灯吗？还可以拍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
这些问句和惊叹句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对于当下中国极端无知，他似乎把国人依然想象成东亚病夫，把中国依然想象成东北的邻邦，把上海依然想象成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的乐园，那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要谈“与时俱进”了。对于全球化，人们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误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就是中国要去了解世界，而世界不需要了解中国，所以，中国对西方的无知是保守和闭塞，而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则恰恰相反；中国对西方的无知很丢人，西方对中国的无知不仅不丢人，反而很长脸。对于夏志清这样一个老者，所有的落伍我们当然都可以当“不知者不怪罪”来加以原谅，可是，这样一来，他的学术判断的准确性，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夏志清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刚刚完成，尚未走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还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深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根本就没有好好了解过中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什么发言权？断裂的文学研究只能导致片面的判断。
这些问句和感叹句还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对于当今世界极其隔膜，一个数码相机，居然导致他那样的好奇，还赶快招呼夫人来看。连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山里娃都已经知道的东西，置身纽约的夏志清竟然不知道，实在匪夷所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夏志清本来知道，但他愿意模仿一种年少无知、好奇心重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可爱。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不能不让人对他的学术判断的严肃性产生怀疑了。
夏志清可爱处还不仅如此，他对记者说：“夏济安死了以后，我给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没有少。不像张爱玲把我的信丢了一大半。他的日记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个月的日记写的是他如何爱女学生的事情。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济安日记》重版以后，销路很好。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
这话实在太孩子气。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八十如何，孔子没有说，因为他没活到那么大岁数。从八十有六的夏老先生的表现来看，八十似乎可以说是：“仿童言无忌，当可爱。”老人家的放纵和撒娇，诸如跟儿孙打牌时耍耍赖什么的，都是无伤大雅的，模仿一下童言无忌，小辈们当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只是那末两句，委实让人替他难为情，“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您以为这话从您老人家嘴里出来，就不是庸俗了吗？一样。原来他贬低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都是为了帮乃兄的“生意”捧场。谈论中国文学时，夏先生那么高蹈，可是，高蹈了一番，落到私事上，却恁般低俗，落差恁般大，自己不怕跌坏吗？
记者问张爱玲晚年不再写作是不是跟创造能力衰退有关系，夏回答：“……她一方面身体不好，没有钱，靠稿费，靠版税，而且她不肯写，名气太大了——我的身价不同。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有的人名气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些文章用不着我写的。……她其实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闲一点的工作，做设计师她也可以的。这个事情她真的喜欢做的，那时美国还没有很流行中国人做的衣服，做起来不得了。”对于张爱玲的不肯从俗和随喜，夏先生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本人非常乐于从俗和随喜，他把“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贯彻到自己身上，就成了随便说说话给老兄捧捧场，“没有关系的嘛”。
对于张爱玲把他的信丢了大半，夏老先生似乎也有点孩子似的懊恼，懊恼的原因，当然是书信集出不全了。只是不知张爱玲对此是否感到遗憾，因为到底怎么丢的并不清楚。在后面的访谈中，夏志清自己倒是说道：“她没什么朋友，她只感激胡适，别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这样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我请她吃饭，她不来。”
有个作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最恶心张爱玲晚年写封信还要煞有介事地保留底稿，处心积虑地为书信集的身后出版做准备。说得真是痛快。张爱玲那些信件，除了证明她生命的枯槁之外，实在并没什么价值。偶尔有一两句对某人某事的小牢骚小刻薄，因为写时就想着要留给后世去出版的，想也是对着历史而发的了，那尖刻便近乎发嗲，想想不免令人发笑。不过，张爱玲的聪明，的确是预支到死后了，今人不是果然把那些书信捧得跟什么似的了吗？今天这里“出土”了一批，明天那里又“出土”了一批，一有动静就是一个整版的大事件。
对于流芳千古，夏先生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访谈所配的照片上，夏先生笑容可掬，把“集夏志清学术成果大成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论集》”双手捧在前面，俨然劳模的大红花或“文革”时的“红宝书”。夏先生似乎设计好了要以这样的ｐｏｓｅ在历史中定格，照片上夏先生那煞是自得的意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老小孩，倒也蛮可爱的。
夏老先生流芳千古的意识似乎特别强烈，后面的访谈中，他说：“最好像乔伊斯一样一生只有几本书，最占便宜呀。”“一本书主义”在中国一点都不新鲜，早就提过又批过，然后不了了之了。夏先生这一观点，对于作家实在是一个误导。“十年磨一剑”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创作态度，而不是具体的做法，写作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作家如果刻意去追求“十年磨一剑”，恰恰是削足适履。夏先生所说的“占便宜”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流芳千古了。可是，作家若是老想着流芳千古，就难免会举轻若重，乃至于把自己压死了。
谈了这么多，最终当然还是要归入学术的正题。在学术问题上，夏先生访谈中令人生疑处有三：一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评价，二是对于鲁迅的评价，三是对于自身的评价。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夏先生说：“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个最吃亏了。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中国的戏剧只有曹禺出名，别的人都没有啊。中国电影大家捧场，给大家一点希望。但是像张艺谋这种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国人的批评不严的，所以很难讲，美国人讲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后讲好坏，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决定的，自己的良心决定的，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现在要讲研究世界文学，只讲中国就没有意思。”
此话漏洞百出。
“中国的白话诗，中国人都不承认”——这一判断是根据什么做出的？
“这个最吃亏了”——谁或者什么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