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李美皆




  这个“说起来最可怜”,尤让人听着刺耳。怜悯别人需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夏志清有余裕去可怜鲁迅吗?夏志清是非常注重流芳千古的问题的,那么,就按他的价值标准来看,在名扬四海流芳千古方面,99个夏志清叠罗汉都无法望鲁迅项背,所以,鲁迅用不着夏先生可怜。而得不到夏先生的垂青,鲁迅也没有丝毫的不幸。
  记者问:“身在海外,对左派作家都比较反感,这是不是一种逆反心理?”夏志清又回答:“没有,我觉得鲁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会讲他这么高嘛。”又不惜自相矛盾,乖觉地兜回来了,好像要救鲁迅一命的样子。放心,鲁迅没那么脆弱,没夏志清捧着,也不会掉地上摔碎,所以,夏老人家尽管放手去吧。
  鲁迅的缺陷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这都是应该直面的,但无论如何,鲁迅是伟大的,没有人可以对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此轻慢和不在话下,包括86岁的夏志清先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些中国文人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夏志清在访谈中还说:“《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没有人提过。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讲。他们研究了半天,不敢去问他,真是的。没什么难为情,他又没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没有人提,真是奇怪。开始看《伤逝》,就觉得很有真实性,你感觉到了吗?他的经验就是靠自己嘛,《肥皂》里的老头就是他自己。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
  夏志清断定“《伤逝》写的是许广平之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并“奇怪”没人敢说实话,意思是只有他夏志清敢说实话。可是,您既然敢说,何不把那个人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呢?这不还是等于没说吗?这不还是让人“奇怪”吗?所谓“奇怪”,实际上是夏志清自己在装怪象而已。
  夏志清认定四铭就是鲁迅自己。照这么说,只要字是作家写的,那就是作家写自己了?每一个男人都有可能是高四铭,每一个男人的大脑一生中都有可能被四铭式的走火入魔占有过。夏志清能够如此准确地判断出鲁迅就是四铭,不正说明他也有过四铭式的敏锐体验吗?因此,才能够便利地推己及人。关于艺术构思,鲁迅自己就有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说法,而夏志清则直接把《祝福》当中的“我”当成鲁迅,把《伤逝》当中的子君当成鲁迅的女朋友,把《肥皂》当中的四铭当成鲁迅了,这是对于文艺创作规律的基本的无知。夏志清说话如此不当心,既不像一个有阅历的老人,也不像一个严谨的学者,实在应该感到羞惭。难道上了年纪的人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吗?难道被奉为“国际权威”就可以信口雌黄了吗?
  对于自己的评价,体现在夏志清对于记者的一些回答之中。记者问夏当年对作家的评价现在有没有改动,夏回答:“没有改变。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如此自负!
  记者指出夏对一些作家的评价和正统的评价总是有很大出入,夏说:“学问方面讲起来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见,要有智商,不要跟着人家走。所以你要学我的话就要这样。”夏老还真拿自个当回事了。既然号召“不要跟着人家走”,干吗还希望别人学您呢?记者王寅当时的心情,大概也如我差不多吧?他说了一句:“学是学不像的,学就是听别人的。”出于一个访谈者的分寸,王寅这话回得已经不能再好了。夏志清只好含糊应对:“好坏自己决定。”
  再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小说我捧了以后,大家承认了一点”一句,夏志清的自我评价就非常明白了:我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火车头,我是不可逾越的,中国文学要获得世界的承认就靠我夏志清了。
  是的,夏志清的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贡献,是他最先给了几位作家以重新评价,但是因此,他就成了祖师爷了吗?头几声蝉鸣可能预示着夏天的来临,但没有这几声蝉鸣,夏天还是一样要到来,这是毋庸置疑的。
  夏志清的研究在领域内的确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意义,值得肯定,如同文物具有文物的价值,值得保存一样,但是,一辆文物车如果非要从博物馆里爬出来,代替汽车到大街上去行驶,那也太有点装先进了吧?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超越了夏志清的层次,夏志清如果曾经是火车头,那也是蒸汽机时代的火车头,早就进历史博物馆了,他的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无知。
  夏先生的学问,说无独到之处是冤枉他,但也实在没有达到如此自诩的程度。那么,他哪来这份自信呢?答案是:给国人惯的。
  近几年,一些国人心目中,刮起一阵“入世”风。什么都要全球化,经济“入世”了,足球冲击世界杯了,文学当然也要冲击世界杯,可是,诺奖迟迟不颁给中国,使一些人嘴上总短了点什么,文坛内外都有了妄自菲薄的充分的理由。如经济“入世”要搞定关贸委员会的委员一样,文学“入世”当然要巴结诺奖的委员及周边委员。于是,每一个从国外来的与华文圈有关的会说话会写字的人都成了全球化的代表,都成了虚拟的“世界文学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国内不时掀起“某委员回来了”的亢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似乎就靠这几个人了,所以,他们一到中国,都能代表世界,都是站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都特敢说话。
  惯于对内妄自尊大对外谦恭有加的一些中国人,一向是越敢藐视自己的人,他们越买账的。偏有那会长眼的,“有智商”的,中国人给个鼻子,他就真的蹬着上脸了,越发要以自己的巍峨,来衬出中国人的渺小。奴性的形成不仅在于奴隶主培养了奴隶,而且在于奴隶培养了奴隶主。汉学家打个喷嚏,中国文坛就要感冒一阵子。这一阵感冒刚好,又一个喷嚏来了,于是再度感冒。重复感冒,顽固难治。其实那些国人紧贴慢贴生怕贴不上的人,演的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装”的把戏,大不了是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最终救不了中国文学。有句俗语说,有人走路老低着头,以为能捡到金子。结果呢?不言而喻,金子不是凭低头走路得来的。托缪斯保佑,早点把诺奖颁给中国作家吧,别再让人这么神经兮兮怪可怜见的了。
  最坏的打算,中国文学不走向世界,又怎么样呢?一颗心回落到肚子里,或许还能写出点好东西。中国作家就是太入世了,作品都巴不得为汉学家、翻译家量身订做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搞音乐的中国人想要在西洋音乐上超越西方人,那谈何容易!先写得中国人自己爱看了再说吧。中国读者不是读者吗?母语的同胞都不爱看,外语的人就爱看了吗?中文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希望非中文的人首先爱看,这不是把自己异化了吗?中国作家总觉得仅有中国读者是不够的,充其量只是个窝里横,逞强一定要到外面去才行,于是才来了这些吊胃口的人。欲速则不达,超越一点,悠远一点,结果可能还好一些。中国作家要警惕所谓汉学家,不听他们的,或许还能有点长进,越听他们的,反倒不知道怎么写了。
  夏志清的谈话,为中国文学全面鸣响了一次丧钟,可是,我学习了夏志清谈话之后的感受却是:中国文学依然是中国文学,夏志清令人大失所望。那么,夏志清的丧钟究竟为谁而鸣呢?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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