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潘琦散文：诗意之旅的追寻

作者：石一宁

　　我认为，“杨朔模式”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17年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境助产了“杨朔模式”。“杨朔模式”既是作家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对杨朔这样的具有“战士品格”的革命作家来说，在主观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是高度一致的，无论他们是颂歌式的高唱还是抒情性的低吟，他们的内心是真诚的，情感是真实的。也许他们有意掉头不看生活中沉重的另一面，但我们亦不能据此而指责他们所表现的诗意的一面必定就是虚假的。而且，在那样的年代，即使是巴金本人，也还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无可能进行“当遗嘱写”的散文写作。1961年，散文家秦牧曾提出过这样的见解：“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能写出精彩动人的文字，也不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因为他只能讲一般的道理，用一般的语言。而没有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但时代的限制使秦牧自己最终也未能避免他所指出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生活与无论是“文革”还是17年的景况相比较，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新的国家话语、真实的时代氛围和不可逆转的社会大方向。因此在文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作为百家之一家、多极之一极的“杨朔模式”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亦应了解“杨朔模式”的产生是与其历史背景密切关联的，这一背景的变化或消失已经使这一模式的局限露出水面。当诗意被作家理解为将个人话语融入并消解在国家话语之中时，读者便无从触摸作家真实的人生体验和内心波澜，作家与读者之间出现某种隔阂，难以实现心灵与心灵的相通，情感与情感的相知。在“个人的发现”这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郁达夫语）于新时期的语境中被重新认识，个体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价值的重建中被再度强调的今天，受17年和“杨朔模式”影响的一代作家，在创作上确实面临着某种必要的调整。实际上，我们在潘琦的一些近作如《卡利亚的故事》中，也开始看到了这种调整。这一调整并不是说作者散文创作的诗意追求产生了变化，而是显示了他开始尝试探索诗意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实现路径和不同音高语调。他在尝试使自己的文字及其意象变得比较含蓄。
　　
　　作者双重身份在创作中的投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作为作家的双重身份，会给潘琦的追寻诗意之旅带来什么？有论者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政府官员身份并没有过多地成为一种负担。而作为一位政府官员，他的作家生活使他始终保持着对世界人生的有深度的思索”。我赞成这一意见。我认为，政治家身份和作家的身份是有一定矛盾的，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种矛盾，那就不是一种客观的研究。的确，在现实社会中，主要是政治家在起主导和支配作用。政治家的纵览全局的目光与思维，会使潘琦在创作时比普通的作家具备更多的理性，使他的诗意追求显得更大气。但作为政治家，尤其是作为曾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潘琦是主流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者、执行者乃至参与建构者，无论在创作之外还是创作之中，都负有贯彻执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他作品中的“自我”常常是“大我”，这一“大我”常常是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和推崇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情感。作为政治家而言，这其中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作为作家而言，政治家的这一责任和义务却是一种对“自我”的规训和制约。而文学艺术创作是最需要自由的精神领域，任何对“自我”的束缚都会成为精神创造的负担。而且政治家的责任和义务，也很可能会变成只从一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来衡量问题和看取事物。因此，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潘琦有的散文作品，如《笑声满栗林》《桂花飘香》《海的女儿》和《幽谷中一棵玉兰》等，里面的“我”并不是与作者同名同姓的“我”。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小说笔法的偶尔运用给他的散文带来了一种特别的生气。我并不认为散文必须在形式上纯而又纯，不能借鉴其它文体之长。但我觉得潘琦散文中这种自我的“匿名”或“更名”，其实正是作者的官员身份和作家身份相冲突的一种反映，作者在有意无意地规避直接表现真实的自我。当然，对这种规避我们要给予善意的理解。毕竟，现实并没有给政治家和官员尽情地抒发自我提供空间，即使是在社会体制迥异的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也大都是在卸职之后才撰写自传或回忆录的。
　　杜甫论李白有“文章憎命达”之名句，这实际上也是在说作家的身份冲突问题。作家的身份冲突会给创作带来困扰，这就是“文章憎命达”。这样的身份冲突也体现在当代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的身上。有研究者发现，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成就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建国前高于建国后，他的创作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正是毛泽东个人生活最动荡、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1949年12月中旬，已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颇为困惑地谈到自己的创作：“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之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转引自朱向前、吕先富：《毛泽东诗词的传世价值和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文艺报》2006年12月26日）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曾这样表述自己对纯粹作家身份的自信：“我认为作家和知识分子，要当永远的在野派。在野，才能对生活、对人民贴近，也从而靠真理近些。”他还说：“大陆作家起落很大。一棒子打下去就是二十年。‘改正’之后，工作、职位全上去了，成了文学上的‘领导’，当然待遇、地位全不同了。能不能在这得意环境下永远保持着人民的性格，只能依靠个别作家的风格了。”（《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我们从潘琦的散文中看到，作者对荣誉和地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安于舒适享受、与底层疏离、与百姓隔阂——也就是一个作家失去生活源泉和根基的危险是保持着警惕的。在《公仆的情怀》和《故乡的老屋》等散文中，作者对这种危险表现了一种警觉和反思。这表明，他并不把位高权重的待遇看成是一种诗意。他所理解的诗意，是与艰苦的奋斗、拼搏的精神，是与人民的生活、百姓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正因此，对作为作家的潘琦，我更期待他因为自然规律而淡出政坛后的创作。
　　
　　关于诗意的再思
　　
　　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可谓五彩缤纷、千姿万态。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的《随想录》重新接续了散文的现
　　实主义传统，开启了散文创作思想解放的闸门；80年代中期文学的“向内转”，使散文亦从侧重客观世界的描写转向主观世界的探索，这种主张还原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强调抒写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永恒性，表现人性、人情与人生，表现个性、自我与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追问文化关怀和精神意义的价值思考和审美取向，成为当今散文创作的主潮。正如当年胡适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巴金“说真话”的散文、汪曾祺的性灵散文、贾平凹的地域乡土散文、张中行的诗史散文、张承志的精神坚守散文等等，竖起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标高。那么，曾领一时风骚的诗意散文，是否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土壤和气温，只能从边缘中走向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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