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潘琦散文：诗意之旅的追寻
作者：石一宁
潘琦散文诗意的价值取向
潘琦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正式文学创作，至今已有30余年。他的创作以散文为主。读他的散文作品，我首先感受到一种诗意的洋溢和弥漫。这种诗意不是淡淡的，而是浓浓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持久的。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也就是说，诗意一直贯穿于潘琦迄今的散文创作之中。它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也是作者的风格向往；是作者初始的播种，也是作者最后的收成。不妨认为，潘琦迄今30年的散文生涯就是一种追寻诗意之旅。无论是表现仫佬族和故乡生活的文字，反映广西各族人民精神面貌的篇章，还是描写祖国各地建设成就、民俗风情和山川名胜的作品，无不浓烈地充满着诗情画意。即使是情感较为涩重的《幽谷中一棵玉兰》《牙老波》和《故乡的老屋》等作品，作者也着力地或去发掘艰难生活中人的真纯品质，或表现渡尽劫波后人的通脱达观，或反思寒苦成长历程给人带来的欣然觉悟。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一个仫佬族小山村的潘琦，可谓生于乱世，长于艰困。他经历了国共两党生死鏊战的战乱年代，经历了建国17年和“文革”的坎坷岁月，他长期供职党政机关，更是处于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应该说他见惯了风风雨雨，见惯了不正常年代生活的残酷与人世的无情。但我们读他的散文，却很少看到那些黑暗与阴影。他喜欢描写艳阳与明月，他的笔尖总是对准那些朝气蓬勃的面孔，那些健康坦荡的心灵，那些强壮有力的精神，那些高尚无私的品格。他执著地勾勒、涂写和雕刻着生活的暖色和亮色，不断地颂赞人间的友爱与真情。追求和营造人生的诗意，成为他坚定的创作宗旨、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显著的艺术特征。
潘琦散文诗意的呈现
在潘琦散文所反映的作者的创作理念中，诗意是与一定的境界、心灵、性格、情操、人生态度、自然风景乃至社会体制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密不可分的。潘琦散文对诗意的揭示和呈现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对高尚风格的唱颂。如《甘泉水》写泉溪寨的仫佬族村民凿山开渠，把泉水引到壮族聚居的那朗寨，使那朗寨在大旱之年获得丰收。作者更进一步地描述，当那朗寨的壮族同胞怀着丰收的喜悦挑送公粮的时候，泉溪寨的仫佬族乡亲自发地赶到山坳路口送上解渴消乏的茶水。这篇作品表现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互敬互爱、相亲相睦的动人情景，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极有意义的。正如作品中的一位壮族老人所说：“旧社会，我们为水械斗，如今大旱年，你们把水送过山坳……”其实，械斗的现象在今天的农村并未绝迹，作者正是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素材所映现的时代新风、所折射的某种理想生活的新质，因此才牵动并唱出了“甘泉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这样的诗情。
二是对美丽心灵的赞叹。《幽谷中一棵玉兰》叙写生长于大城市的女教师于兰香不恋繁华，不惧山高水冷，师范毕业后自愿到仫佬族山区教书育才。她几十年如一日，爱生如子，诲人不倦，把知识和青春献给了山区的少数民族儿童。作者深情地将在这偏僻的山村默默地奉献的于兰香比喻为“高高挺立的玉兰树”，她的心灵“如同玉兰花一样纯洁、晶莹”。
三是对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的推崇。如《夏日的绿色》里的那对年轻夫妻，离开曾经事业有成的大城市，到边远山区创办家庭农场再度拼搏。作者惊讶于这样豁达的生活态度和这样强大的生命能量，不禁“勾起无限的遐想，激起无尽的情怀”。他以对绿叶的礼赞抒发自己对这对年轻人、对这种人生韧劲的喜爱：“（绿叶）短暂的一生，却洋溢着无穷的活力和生活的爱。它从不挑剔所处的环境的优劣，或置身于繁街闹市，或安定于深山僻野，都执著地生活，蓬勃地生长。谦逊而不卑贱，清高而不孤僻，淡妆自恃，深根自养，忘我奉献，大地的乳汁养育了它，它报以一腔忠诚，这不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最大的幸福么？”
四是对真情与亲情的怀恋。如《情系侗乡》一篇，作者叙写了“我”当年作为工作队队员在侗乡与侗族群众结下的深深情谊，“我深深感到这个民族的浪漫，感到这里民情的醇香，感到这民风如歌如水的纯情与美丽”。20多年过去，这种民情与民风犹在延伸，令作者一唱三叹。《母亲的生命》等篇则诉说了感人的亲情。
五是对自然风景的欣赏。如《大明山抒怀》《绿色的白云山》《海兰树》《滇池的晚霞》《观黄果树瀑布》《漓江情思》和《瑶山抒怀》等篇。
阅读潘琦的散文，读者还会感受到作者力求表达这样一个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中的诗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一定的社会体制相连结的。没有社会制度的背景，就没有社会生活的诗意。因此，我们看到在《青竹寨纪行》《凤凰湖情思》《阳光满山寨》《格佬书记》《金凤腾飞》《绿色的山冈》《情系侗乡》《山乡晨曲》……等等众多篇章中，作者间接或直接地颂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以及体现着共产党及其创立的社会体制基本理念的集体主义思想和行为方式。
此外，注重意境的营造、选择诗性的语言和抒情的语调等等，也是潘琦散文诗意呈现的形态。
潘琦诗意散文与当代散文的关系
将潘琦的诗意散文置放于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格局中进行定位，我们会发现，潘琦诗意散文的血脉更多地与17年散文相连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17年的诗化的抒情时代氛围。大多作家从事的是颂歌式的写作。在散文领域，杨朔的诗化散文尤领风骚。杨朔对革命事业“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的忠诚，他“从生活的激流里抓起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和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的创作主张和作品实践，影响了大多数的散文家，以至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绵延至今余韵尤存。从潘琦的写人、叙事和抒情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出这种寻求诗境、注重美感，并运用诗化语言的创作手法的继承。即如他的风景游记，读者也会从中发现，作者从来很少就风景写风景，而是将写景与写人叙事、与“反映时代的侧影”相交融。如《大明山抒怀》一篇，作者在结尾中将大明山风景与保护和建设大明山风景的林场建设者结合描写和抒情：“我爱大明山的美好风光，更爱那些用汗水、智慧开拓这锦绣山河的壮乡儿女。自然风光本来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协调的标志，感谢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界中为我们开拓出了这一片珍贵的财富。今天，壮家儿女将用自己对于大地的热爱，以自己艰苦劳动来装点这壮丽山河。大明山必将和她的儿女一起变得更加美丽！”这种以诗人的姿态在作品中点题显志、升华境界的诗化结构和语言，在潘琦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实证着其散文的17年和“杨朔模式”的来路。
“杨朔模式”在近年来已引起颇多争议。批评者认为，杨朔强调作品要反映时代的侧影，但他只抒写时代的美好和诗意的一面，而看不到生活的多元多色调的另一面；为了每篇文章表现某种时代精神，难免有些篇章显得勉强和做作，甚至图解政治概念；作品中的“我”常常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一个诗化了的人物形象，其作用又往往是为了不断地把作品的人物和主题诗意化，这样就难免有矫饰之感。还有的认为，杨朔的失误在于他所表现的生活之美，在真实的历史之境中并不存在。并认为从杨朔的将散文“当诗一样写”到新时期巴金的将散文“当遗嘱写”，现代散文理论发生了一次飞跃。支持者则认为，杨朔一生是以一颗“如火烈”的诗心去观察美、描绘美、创造美。美是永不泯灭的，任何时代都存在于社会、光大于民间。而且在三年困难时期，杨朔没有悲观失望、唉声叹气，而是满怀信心，充满热情，去描绘美丽的景物，赞颂人们美好的思想，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以自己那颗诗心去温暖读者的心。杨朔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个诚挚作家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这是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