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再次斗嘴５６回
作者：邓 刚
答：当我悲观之时，感到命运在捉弄我和左右我；当我乐观之时，却又觉得我能驾驭命运。但最终我还是佩服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我绝不坐在家里“等靠要”，但我也绝不拼命拼到头破血流，还傻乎乎地认定努力就是一切。
问：你相信气功的神力吗？
答：凡是把一种锻炼的方式说成有神力，我都不相信。
问：我最恨拍马溜须的人，可是听说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同情拍马溜须的，我十分地不理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会同情这些哈巴狗！
答：其实，在道德层面上，我也憎恨拍马溜须的哈巴狗。但从生存的角度上看，我还是有一些极个人的想法。假如一个人什么能力也没有，不会写不会算不会讲也不会任何技能，他只有一样能力，就是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千方百计地讨领导喜欢，才会讨来一碗羹，才能依此养家糊口。那么，你还不让这样的人活了吗？
问：我单位的领导绝对地没有水平，甚至开会讲话还念大白字，常把破绽念成破腚。而我比他的水平高好几倍。但他却能恬不知耻地批评我，压制我，并领导我，你能解释这种不公平吗？
答：要是有水平才当上了领导，那就很普通和正常；可是你的领导绝对地没有水平，却能当上领导，而且还能领导着比他水平高好几倍的人，你不认为这是最了不得的水平吗？
问：从你的体形可以看出你肯定每天吃大鱼大肉，但你想没想到现在有许多下岗工人生活非常艰难？
答：我承认我长了个犯错误的样子，但我什么错误也不犯。60年代我吃过野菜吃过树叶还吃过树皮；我曾为了生存而不顾死活地跳进浪涛滚滚的大海，憋着一口气在深深的暗礁丛里捕鱼捉蟹；当上作家后有人请我吃大盘子，但我还是最爱吃苞米花。无论多么丰盛的酒席我都吃不饱，都得回到家里要妻子再给我做碗小米粥或绿豆饭。但我却莫名其妙地长出个地主资本家的形象，这使我屡遭不白之冤。
问：你同情下岗工人吗？当然，你不会下岗了！……
答：下岗的现象是在改革中爆发出来，但下岗的原因，却是我们过去愚蠢的大锅饭体制下造成的。你无论怎样怨天怨地，也不能埋怨改革。如果你实在要怨恨，那只能是怨恨我们改革得太晚了。
问：如果你下岗了，你怎么办？
答：我过去当过焊工，是全厂乃至全局出了名的技术能手；在相当困难的年月里，我还是个能凭一口气量潜到海底捕鱼捉蟹的“海碰子”；现在呢，更厉害了，你们都喊我作家老师，所以，我不怕下岗。我有这么多的能耐，大概也下不了岗吧。
问：你是球迷吗？
答：我曾经是球迷，但现在不是了。整天为那些挣大钱的笨蛋们喊得嗓子冒烟，我觉得不太合算了。
问：我是铁杆球迷，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坦率地说，你太令我失望了！
答：我觉得你有点中了邪，我们的足球就是踢遍天下无敌手，经济就会腾飞了吗？“文革”年代我们的乒乓球打遍全世界，结果丝毫也没改变当时残酷的生活，反而使那种残酷更有了存在的理由。当然，也许我老了，热血不再沸腾了，脑海不再翻浪花了，所以，也就冷静下来。人一冷静，理智就占了上风，就不会再入非理性的球迷状态。
问：你说球迷是非理性状态，是贬意还是褒意？
答：不用说球迷，所有的什么迷都是非理性。一个人要进入非理性不是件容易事，不是你想进入就能进入，你必须像抽大烟上瘾像迷信宗教那样狂热，你必须不计任何个人得失。也就是说，在局外人看来，你必须达到疯子、傻瓜和神经病患者的状态，这才有资格成为“迷”。我的心理太复杂，达不到这种极致的高度。
问：你与别人动手打过架吗？
答：你们别看我长得五大三粗，本质上是极老实极善良还有点软弱可欺。动手打架的事当然有了，那是孩童时代，但基本上是被打，因为小时候我个子长得大，但肚子里装着的大多是菜团子，严重缺乏营养，实际上一点劲儿也没有。真可谓我们所说的纸老虎，外强中干。所以，一打就输，一推就倒。常常被个子矮小的同学们打得鼻青眼肿。这给女同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现在都长得这么大了，见面时，她们还能及时地回忆出我过去挨打的倒霉样子。
问：现在人们普遍批评我们年轻人越来越缺乏爱国的热心了，你也这样认为吗？
答：我认为爱是双方的，无论什么样的爱。我们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指责青年人爱不爱国，但从来没有客观地问问国家爱没爱过青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青年学生不是批判就是改造，不是把他们打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把他们推到造反派的位置上；不是要他们成为驯服工具，就是要他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如此发疯地折腾了很多年，给人们心灵里留下多么深重的创伤。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还总是对青年板着教育甚至教训的面孔，却又要我们的青年有爱国的热心，这种要求也许是理直气壮，但我认为很难使青年焕发出爱心来。
问：有的人到了外国就乐不思蜀，这能说是爱国吗？
答：当然，看到人家比我们好，就发愤回来把自己建得更好，这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中国人现在多得像蚂蚁一样，逼得上级不得不下令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有能力到国外谋生的，我倒觉得是件好事，至少减轻国家的负担。
问：有的人在国内好吃懒做，纯粹是个懒汉笨蛋，但到了外国却拼命工作，这不值得批评吗？
答：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本国是个懒汉和笨蛋，到了外国却能拼命地工作，这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耻辱，说明我们的环境太差了，能把一个本来会拼命工作的人变成懒汉和笨蛋；而国外的环境太优秀了，能把一个懒汉和笨蛋变成勤劳的人。值得批评的倒是我们自己。
问：我不反对中国人到国外学习，但学成之后却给外国人拼命工作，甚至干得很出色，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吧？
答：我认为中国人在国外干得越优秀越好，最好干成市长或总统，那才是真正地为国争光。我们中国人杨振宁先生等在国外学成，在国外拼命地工作，终于荣获诺贝尔奖，给我们炎黄子孙争了多大的光彩呀！我敢说，如果他要是在国内，无论怎样拼命工作，也决不会获诺贝尔奖，从他们的年龄和刻苦学习知识的经历来看，在我们这儿早就批判他们走白专道路，下放到农村挑大粪，或是刷厕所，说不定还打成右派呢！
问：你对死亡持什么态度？也就是你怕死吗？
答：我当然怕死了。问题是无论你怕不怕，最终也得死，所以我就不太怕了。反而我还有点勇敢了，人不是非得要死吗？那就抓紧时间拼命地活呗！
问：我不认为人非得要死，说不定将来有一天，科学发展到人可以不死。
答：死亡是可怕的，但人要是不死，那就更可怕了！你想想，人要是不死，怎么死也死不了，那麻烦可大了。秦始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慈禧太后、罗斯福、赫鲁晓夫、蒋介石等都健壮地活着，这个世界会多么地疯狂和可怕。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谁要是能死，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问：你乘飞机时，有没有怕飞机失事的恐惧？你是怎样安慰或是平衡这种恐惧心理的？
答：大概所有的人乘坐飞机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危险，更要命的是飞机起飞之前，空姐要做安全示范，要告诉你一旦飞机发生了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办。这时你就是不想恐惧也得恐惧。每当这时，我就想，反正出事大家都得完蛋，但有这么多的人做伴，特别是有漂亮的空姐做伴，完蛋就完蛋吧！
问：你憎恨的一个人突然倒了大霉或者是死了，你还会继续憎恨吗？
答：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了不得，这是对一个人的灵魂进行拷问。但我觉得我的灵魂也是坚硬的，我所憎恨的人无论活着或是死了，我都将永远憎恨。如果他死了我还要加倍地憎恨，因为这个家伙竟然不知自己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能那么轻轻快快地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