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两仪文舍
作者：杭 零
一
实际上，这种新颖的文学交流形式和深入的文学对话并不孤立地存在于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在南京举行的这场中法作家文学对话研讨会，隶属于由巴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牵头，安妮·居里安主持的实验性文学活动——两仪文舍。自2002年以来，两仪文舍已经在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举办了九期文舍对谈和一期主题会议，参与其间的有华人作家梁秉钧、格非、应晨、李锐、杨炼、李昂、莫言、于坚、韩少功、多多，法国作家杰克·儒埃、弗兰西斯·密西奥、安托万·沃罗底、菲利蒲·福雷、让巴蒂斯特·帕拉、阿卜杜卡迪尔·热玛依、捷妮雅·布里萨克、穆普瓦、阿丽森·斯坦叶等。2005年借中法文化年之机，这一活动首次来到中国本土，在上海、南京两地举办了多场文舍对谈和主题会议。
在两仪文舍诞生之前，中国作家和法国作家就已经在法国汉学家的努力下进行了多次交流。早在1994年，中法作家的第一次会谈就在北京举行，1996年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居里安编辑的座谈会文集《文学在中国——中法小说家座谈》。2000年3月和2001年12月，在法国外交部、文化通讯部、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通力协助之下，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人文科学之家又分别举办了两届中法文学研讨会，使华语作家、法语作家以及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得以共济一堂。2000年3月讨论会上宣读的文章，已被在法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新法兰西杂志》（2001年10月号）部分转载，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则于2001年11月予以全部出版（题为：《中国文学：过去与当代写作，作家与汉学家的交叉互视》）。而2001年12月讨论会的与会文章，被《欧洲》杂志专期介绍（2003年春季号），并在2004年由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出版了安妮·居里安主编的文集《写作现代——中法文学讨论》。经过这几次有益的中法当代文学接触和交流的尝试，组织者感到“思想观念以及作家群体之间的认识与再认识的阶段过去之后，创造一种交流结构以便更深入地对话似乎势在必行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两仪文舍这一中法当代文学交流的新机制，它以最贴近当前的文学创作为宗旨，汇聚法语圈和华语圈内不同领域的参与各方，包括作家、翻译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定期召集会议，以写作研讨会的方式对作家创作进行探讨，以此为中心展开活动。
二
组织者之所以将这一活动命名为两仪文舍，是极富深意的。“两仪”是指围绕两极，即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种文学——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游移往复。作家个人并不代表其本族的文化，而是该文化的承载体，同时又携带了他们接触到的其他文化的成分。“两仪”亦指参与活动的作家和译者两个群体。“文舍”之名则着意突出正在进行的写作、思考和对话的过程，即作品如何在创作中、讨论中、互动联系中逐渐成型。两仪文舍的法文缩写——ALIBI，究其拉丁词源，还有“别处、他处”之意。两仪文舍不仅为文学交流、辩论提供了契机，作为“别处”，它同时又恰恰处于写作、翻译和讨论的中心，促使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引导我们往返于各种不同的作品、语言和文化之间。从两仪文舍的命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组织者所具有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以及致力于为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提供对话环境的良好愿望。为了使交流更富成效、更具深度，两仪文舍的文舍对谈部分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以同一命题分别向一位华语作家和一位法语作家约稿。两篇文稿写成之后，均付诸翻译。两位作家在阅读对方作品的译文之后，展开对话，会间每位作家先对自己赋予初始命题的含义作出阐释，随后就对方作品进行提问和评论。译者以及与会听众中的各方学者，诸如比较文学、语言学、造型艺术的专家等等，均可发表见解，最后以两位作家对命题再次交换看法作为总结，以期从中反映出作家个人对各种观点的真知灼见；而两位作家之间的讨论及随后与译者的探讨，也将把个人的观点呈现在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大背景中。文舍已经以名字、引文、幸存、颜色、死亡、街区、孩子、文物、土地、迷宫为题展开创作和讨论，从对主题的选择也可窥见组织者的整体观念：组织者希望通过累积历次会议的各项专题，勾勒出中法当代文学各自整体的画面。
采用命题的方式，以同题不同文的两种文本互为参照，并引入作家构思与写作的过程，以此作为交流讨论的基础和中心，这无疑是两仪文舍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样的方式，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是个挑战。很多作家表示，刚开始时对于命题作文感到有些顾虑和为难，但当把它作为一项写作计划接受以后，便成为了自身创作的催化剂。格非曾被邀请以“引文”为题进行创作，他说：“我有五六年没有动笔了。我必须构想一种新的写作思路，我希望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今天邀请我就‘引文’这一题目写作，促使我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可以说，两仪文舍的命题最终为调动作家的构思和创作潜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成为了当代作家的“写作练习”。而当作家们将各自的创作成果、各自的阐释与理解置于两仪文舍这样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文学搭建的平台上时，中法当代文学的聚与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
当今的作家们都置身于开阔的世界，全球性已经和其他文学表现对象一样进入了他们的创作中，世界文学遗产是他们汲取的共同源泉，无论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手法还是所传达的主题与思想都没有国界，是可以超越文化背景，共存于中法当代文学之中的。在进行同题创作时，格非和弗兰西斯·密西奥就同时采用了博尔赫斯式的手法；而梁秉钧和菲利蒲·福雷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日本；当苏童和彼埃雷特·弗勒蒂奥面对“迷宫”这一命题时，他们都将之解读为对人的生命的描述：生活即“迷宫”；毕飞宇和菲利蒲·福雷则都将生与死、女性，视为小说永恒的主题。
同时，无论是个人生活环境的差异还是语言文化的大背景的差异，都使得中法作家之间又鲜明地体现出了“散”的因素：或是对对方作品的误读又或是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在应晨与安托万·沃罗底的对谈中，安托万·沃罗底就曾从西方眼光出发，误以为应晨的作品中讨论了佛教问题，带有亚洲哲学的色彩。而应晨则予以了否认。而菲利蒲·福雷在与李锐的对谈中，误认为李锐小说中对“颜色”这一主题的处理体现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质疑，而李锐的本意只是以“颜色”来表达农民和艺术家互相不理解的悲剧，以“颜色”来象征生活的困难。在苏童与彼埃雷特·弗勒蒂奥的对谈中，彼埃雷特谈到苏童以“迷宫”为主题创作的《拾婴记》打动她的地方在于它在写实的同时有着梦幻色彩，而她非常不喜欢《包法利夫人》这样太写实的作品，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读者心灵的自由。而苏童却称《包法利夫人》是他最喜爱的作品，福楼拜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指明人类光明的彼岸。两位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争论，反映出中法当代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回归写实，而后者更为追求抽象化和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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