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耶利内克：燃烧着的卡桑德拉
作者：齐快鸽
从1990年代起，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不但是德语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褒贬不一、争议最大的一位。有人支持她，欣赏她，赞美她；有人漠视她，厌恶她，责骂她。她“引发异议，挑起矛盾”。斥责者列举她伤风败俗，“冷酷尖刻、满腔仇恨和恶意嘲讽是她的本色”，似乎与耶利内克不共戴天；欣赏者称她“恶毒”的目光“窥视人们灵魂深处”，为奥地利树起了一面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镜子，言辞公允，言简意赅。
耶利内克充满挑衅性的作品，更令读者感到极端陌生和迷惑不解，甚至引起一些人的嫌恶和愤怒，被斥为“纯粹的女权主义话语”、自我陶醉式的“沉湎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对世界“阴险恶毒的仇恨颂歌”和“奥地利的毒药”而遭到贬低。
谤之所至，誉更随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显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肯定者的一边。在评论界，有人把她比作“燃烧着的卡桑德拉”来赞誉她，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德克甚至称她是“当下几乎无人可比的作家，一切都能一语道破”。
那么我们对耶利内克究竟了解多少呢？大量的采访和谈话记录，使她的生平身世、社会活动一览无余地摆在人们面前。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的米尔茨施拉格市，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父亲）和名望贵族维也纳人（母亲）晚生的女儿。在二战中身为化工师的父亲侥幸躲过纳粹的反犹浩劫，但在战后因精神抑郁导致神经错乱，而后在精神病院去世。在维也纳长大的耶利内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母亲固执、褊狭而又爱女如命，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音乐神童。耶利内克很小就被母亲逼着走上音乐家之路，学习各种乐器和舞蹈。18岁中学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学习音乐、戏剧、艺术史和语言，大学期间开始写作。1966年成为自由作家。1969年参加了学生运动及早期的妇女运动，是旗帜鲜明的极左派。1973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74年结婚后基本生活在维也纳和慕尼黑。1991年退出奥地利共产党，但仍是和平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成员。早在1969年就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青年文化周中获得诗歌和散文奖，此后获得的文学奖项也种类齐全，有诗歌奖、戏剧奖、广播剧奖和电影剧本奖。
单看这些生平简历，耶利内克是一个凡人，一个可信、公认的文学艺术家。那么前文所述她的神魔形象从何而来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文坛上，极少有哪位作家的照片、采访和特写能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绝大多数关于耶利内克的评论文章都是由记者和新闻媒体工作者所写。这是我们分析耶利内克现象的重要突破口。1975年《逐爱的女人》发表后，耶利内克进入媒体视野，她此后发表的任何作品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此前她仅在文学批评圈内为人所知，而在媒体的宣传下，她的名字逐渐家喻户晓。作家反叛的个性、冲击社会禁忌的作品、保持了近20年的奥地利共产党员身份，再加上身为“女性”，这些都成为各种媒体津津乐道、肆意炒作的素材。报纸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经常断章取义地刊登作家某些可能引起轰动效果的言论，乐此不疲地寻找作家写作的背景故事，关注她的私人生活。媒体的魔力特别体现在《钢琴教师》（1983年）发表后，《情欲》（1989年）问世后媒体的渲染造势达到顶峰。可以说，耶利内克被媒体有目的地神魔化了。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耶利内克有意和媒体玩起了交互影响的游戏。她向媒体提供人们感兴趣的个人生活信息，不断以出格的言论震惊各种媒体。她决定怎样展现自我，媒体则决定怎样加工风格化这些信息。在无数的采访和谈话中，作家乐于让每个采访者通过采访证实他们原先对她的看法，仿佛把采访者推到一面镜子面前，通过镜子的反射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已有的人物形象。读者在阅读中看到的也是自己对作家的看法，访谈录则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的印象和成见。这样一来，在作家的怂恿和安排之下，记者伙同读者，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效应，群体文化心理加工创造了“耶利内克神话”。读者看到的这“第二张脸”是耶利内克，也不是耶利内克。作家本人也坦言：“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了解我的一些事，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努力换来的是，产生了一个表面清白、没有历史的形象——对我而言很奇特，但却很典型：我在生活上失败，却在文学上获得了成功。”
耶利内克与现代主义
“对耶利内克的创作，我感兴趣的是那种‘抵抗’，那种对当前戏剧的‘抵抗’。”海纳·米勒在耶利内克戏剧《病态》（1984，又名《现代女性》）首演时的专家论坛上说道。借用米勒的“抵抗”这个词来描述耶利内克的写作风格可谓是恰如其分。笔者认为，这里“抵抗”有两层涵义：第一层在作家的创作层面上，从不循规蹈矩的耶利内克的写作，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在形式风格上，都是对传统美学范式的“抵抗”和超越；第二层存在于读者的心理意识之中，即作品在接受领域受到“抵抗”和排斥，其中既有读者阅读的障碍和困惑，也有评论家尖锐的责难和攻击。
耶利内克的写作拒绝美好和谐的秩序，展现了一幅阴暗浑浊的图景，一个冷酷无情、充斥着扭曲、变态、压迫和暴力的世界。这种“阴暗叙述”受到一些评论者强烈的抨击，认为作家写作有“心理阴暗”之嫌，指责她本人冷酷无情，并认为她的作品里“没有美，没有爱”，而“世界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批评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作家等同于作品人物，把作为个人的作家和她所描写的事物混为一谈；二是他们猛烈地抨击“传送消息的人”，又何曾对“消息”本身进行过略微的思考呢。人们仍旧用传统的美学观念去衡量、评价超越了传统的耶利内克的创作，而忽视了根本的一点，耶利内克“抵抗”式写作不是对现实的描写、模仿和升华，而是对现实的否定，以实现对社会的批判。她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透视这个社会，把我们熟悉的世界变形、陌生化，甚至粉碎，把日常生活中被假象所掩盖的真相昭示出来，用以反抗和颠覆现实。
耶利内克对社会的坚决批判，体现在她无情地揭露歌舞升平的社会生活表象下的种种丑陋和罪恶，尖锐地讽刺人们思想深处的陋习和陈腐观念，鞭挞现存政治经济制度下荒谬、罪恶的强权。揭露、讽刺和鞭挞正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正义立场，渴望变革，企盼和谐、平等和自由，崇尚“真、善、美”之情力透纸背。实际上，她所采用的这种“阴暗叙述”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手法异曲同工：通过这种否定熟悉事物的方式——夸大、变形现实，或如文化批判斗士、犹太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的“扭曲”现实，把读者已经被现实生活所限制和禁锢了的阅读习惯彻底打破，进而导入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使他们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来透视一个陌生的世界，从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无法认识的深刻本质，唤醒读者反思批判现实的意识。这样看来，她的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她的作品不仅展示了现实的真相，还注重揭示现实的形成过程，以实现对现存社会的尖锐批判。
阅读耶利内克的作品绝不轻松惬意，有的评论家甚至称之为“受折磨的阅读”。读她的作品，人们感到惊愕困惑、难以接近。这里阅读的困难和接受的障碍，来自于她的作品形式主义的、游戏的、纯粹的那一面。耶利内克这种“抵抗”式的写作姿态从1960年代创作开始，一直保持至今，这使得她的创作形式风格上又超越了现代主义，表现出了与之迥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于是，目前就有不少研究者将她归入后现代主义作家一列。这一含混的认识根源于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到表面，只注意到了表面叙述，没有抓住实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家完全拒绝参与性，置身事外，不作道德品评。耶利内克却是一个政治倾向很强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怀着强烈的仇恨在写作，失望、愤怒，或如她所说的“对社会现状的仇恨”是促使她写作的根本动力。她写作的焦点对准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境况，作品题材涉及“个人的异化、消费和自由社会的恐怖、环境的恶化、自然的破坏、灵魂的扭曲和情欲的冲突、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法西斯主义的家乡观念”。耶利内克再三声明，她是“弱者”的代言人：当她写作的时候，始终站在弱者一边。正如她曾引用布莱希特的名言：不是往旧皮囊里装新酒，而是要找到装酒的新皮囊。她采用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诸如“戏仿”、“剪辑拼接”和“引用”等手法，只是表达她对现实世界看法的手段，不是某种装饰，更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内容，展现人和历史的现时处境和社会关系的状况，以质疑和否定现存社会为根本目标。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广阔的带有政治意味的美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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