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南方黑人文化的记录者
作者：［美国］沃尔夫冈·莱普斯切 访 李庆学 译
盖恩斯自上世纪60年代起发表作品，长篇小说有《凯瑟琳·卡迈尔》、《成自爱、成自土》、《简·皮特曼小姐自传》、《在我父亲家》、《老人会》和《临终一课》等。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血缘》。他的作品曾获多项美国文学大奖，不仅常入选一些知名作品选集，而且还常被拍成电影，如《老人会》、《天是灰蒙蒙的》及其代表作《简·皮特曼小姐自传》等。
其作品多以家乡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农业地带为背景，都发生在一个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式的贝永镇。他以南方黑人近乎口语化的故事叙事技巧，表达了强有力的反种族主义的主题。其作品不仅在语言风格上深受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影响，还在文体风格上深受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影响，在主题上则受前苏联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
盖恩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饱满热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南方黑人过去、现状及未来命运的关怀，表达了对所有黑人历史，甚至整个美国历史的重构。尽管有人批判他的作品基调过于温和，没有以锋利的笔触集中揭露黑人面临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而这恰好成了他个人风格的一个方面，他的所有作品都不以渲染当时的历史事件为重，也从不对书中人物作明确的评判，他所关注的并非黑人与白人的对立，而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种族人的共性与趋同。
沃尔夫冈（以下简称沃）：请问你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印象如何？那里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何反响？
盖恩斯（以下简称盖）：我先前去过法国。早在1992年我就在巴黎和昂热待过。1994年又去过，那时我的小说《临终一课》（A Lesson Before Dying）在法国出版，反响很好。我的作品在那里很受欢迎，销售也很好。但是，德国是最早翻译出版我作品的国家。首先出版的是《凯瑟琳·卡迈尔》（Catherine Carmier）。我是在斯坦福时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经历了漫长的写作历程，因为当时还不懂如何写小说。德国早在1970年代就出版了这部小说，后又出版了《简·皮特曼小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和《临终一课》，有可能还有《老人会》（A Gathering of Old Men）。
沃：我认为你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作品都描述同一个地方，描述得如此的真实，又极具代表性。
盖：我从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描述中得到了启发。当然，还有乔伊斯和他笔下的都柏林。福克纳也许是从乔伊斯那里得到了灵感。关于那个地方，我在每篇小说中都添加新的细节，我对它太熟悉了，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的青春光阴。
沃：我眼下正试图解读你作品中所隐含的“进步哲学”，主要从你笔下那些公然反抗现状的人物身上寻找答案。有趣的是，我发现你好像对所有人物都同情有加。譬如对杰克逊·布拉得利，他基本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你把他塑造得极具可读性，使读者能理解他，体会他内心的感受。
盖：我想我可能是从欧洲小说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启发，特别是伊凡·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影响了我。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以及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史蒂芬。我在塑造杰克逊和凯瑟琳时，这些人物对我不无影响。他们都是与自己的社区、家庭及宗教格格不入的年轻人，换句话说，都是对生活进行质疑的人。是的，我同意你的理解。我认为他们能解放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对这些事情进行质疑。
沃：但同时，他们又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没有什么新的标准来取代或完善过时的价值标准。
盖：是的，这正是他们所缺失、所追寻的东西。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人，为了到达某个境地，为了有所进步，他们必须抛却一些东西。这些年轻人正处在一个抛弃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进程中，他们正投身于此，然而又一片茫然。
沃：我对《成自爱，成自土》（Of Love and Dust）中的马库斯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又不会被击垮或打败，他找到了自己特有的反抗方式。这个人很讨人喜欢。
盖：（笑）你知道，在法国和德国许多人有类似的看法。人们喜爱他并把他看成真正的大人物。但我知道，在美国有些人则不这样。我与你的感觉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反抗者，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我喜欢他，所以我塑造了这个形象。他和简小姐也是给我的创作过程带来最大快感的两个人物。
沃：我发现你的作品很迷人的一点就是你对其中的人物从不做明确的评判。如你在代表作《简·皮特曼小姐自传》中描述的有关阿尔伯特这个人物的一幕和大屠杀的场景，很是成功，很能吸引读者，使其产生共鸣。
盖：是的，绝对正确。这也是我给学生常讲的。特别是一些非洲裔美国学生经常问我，“你是如何做到描述大屠杀，而又不表达对屠戮者的愤慨之情的？”我的回答是，“对这样的场景，我只想写好，让你去自寻身临其境、耳濡目染的感觉，让你为杜绝此类悲剧的重演去努力，去奔走呼告。”我所要唤醒的并非人们的暴力意识，而是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与怜悯。在处理关于阿尔伯特的一幕时我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讲的是一位年轻的黑人教授，教黑人孩子读书、写字、游泳、种花等。当地的白人觉得他做的太过分，就找了个杀手除掉他。至于谋杀细节我全然不知，书中内容全为虚构。小说被拍成电影放映之后，在美国大受欢迎。一次，一位90来岁的老妇，是一位法国人——纯正的法国人，不是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走到我跟前说她对教授被害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她说：“电影中的阿尔伯特先生与真人长相不同，他本人是留着长胡子的。”她说他的胡子是很长的，她连这个都还记得呢。我对他的相貌根本就毫无概念，只是虚构而已。当然我也尽力使他人性化。
沃：你在《老人会》中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的作品与众不同。
盖：有人告诉我：“你把三K党人（Ku Klux Klan）写活了，你把他们变成了好人。”其实我原本不想这样写的，我只是赋予了他们人性。
沃：你在结尾对开枪的描述也很幽默，揭示了那些老人们还要参加战斗的荒谬性。
盖：确实，对这一结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黑人学生表示反对，而有些白人学生却认为查理的回归和老人的集会意味着巨大的胜利。也有人批判我书中的结尾近乎闹剧。
沃：那么查理为什么一定要死去？
盖：噢，这是契诃夫式的主题，如果有枪，就挂在斗篷上，结果就定会开火的。小说中所有老人都带了枪，那么它们的枪一定有用途。所以威尔和查理一定要用枪解决争端。并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人生感悟也不同。当时，我认为那是理想的结尾了。的确，我也曾想过其他的结尾。我曾一度想以老人马歇尔和马图相互残杀来结束全篇。我想过各种情形。最初，该书的写作叙事比较单一，完全从露·戴蒙斯一人的角度叙述。后来我意识到他不可能了解所有老人的思想，仅用多重叙述的方式，他们不能把他们之间彼此交流的情形悉数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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