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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笔记》中关于自由的反讽
作者：蒋 花
关键词：情境反讽 浪漫主义反讽 性自由 政治自由 写作自由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是一位深刻剖析自由之反讽特征的伟大作家，在其巅峰之作，被誉为西蒙·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宣言《第二性》的姐妹篇《金色笔记》中，莱辛将自由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从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全方位探讨了人类，特别是女性追求自由、独立、平等时的种种遭遇，作品洋溢着人类反抗荒诞社会的种种不公过程中对自由的永恒不懈的追求。正如主人公安娜·弗里曼·沃尔夫的姓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样，安娜想“为女性寻求一种像男性独立自由的生存方式”。但莱辛对自由的思索绝非仅限于女性的解放，她关注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妇女解放问题，正如莱辛在该小说的介绍部分所预测的，将会是很小的和很古老的问题。安娜虽是一名“自由女性”，却被所谓的自由弄得几近崩溃。自由之于安娜即是反讽，一种表面陈述和实际表达意思明显的不一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世界和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中时，自由仅仅是一个充满讽刺的、无法企及的梦想，这形成了文学反讽中的情境反讽，这种反讽将人作为反讽的对象置于宏大的宇宙空间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出人或人的追求在冷漠的宇宙和社会面前的无能为力或产生荒诞的效果。但情境反讽难以阐释《金色笔记》的主题——精神分裂和统一。事实上，小说中的分裂既指外部世界的分裂又指个人的精神分裂，而安娜的精神分裂除外部原因之外还因为她本人充满悖论的哲学人生观。安娜的人格统一也正因为她认识并接受了充满悖论的哲学人生观：人生不仅仅只有美丽和公正，“生活的深处存在着不公正和残忍。”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陈才宇，刘新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安娜对自由的态度充满了悖论，她绝不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悲剧主人公苔丝，一个只能听任命运摆布的可怜女人；对于自由，安娜扮演着创造者和颠覆者的双重角色，她身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反讽的本质。情境反讽和浪漫主义反讽互为支持，生动地传达出了自由在外界和个人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下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浪漫主义反讽
作为作家，莱辛深知反讽的非凡意义，她曾这样描写过反讽：“人们有时不得不这样认为，反讽的众多乐趣在于它是思考人的故事的唯一安慰。”Greene, Gayle. Doris Lessing: The Poetics of Change［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32.反讽对于小说意义重大，H.R.耀斯曾说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就是反讽性的作品。”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106页。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浪漫主义反讽对当代小说尤为重要，莉里安·R.弗斯特就曾说过，“如果我们要读懂当代文学作品，必须掌握反讽这个术语，尤其是浪漫主义反讽。”浪漫主义反讽不同于传统的反讽类型，后者本质上是掩饰，其暗含的假设是真理客观上是可以被每个聪明的人所能理解和辨认的；前者则认为客观的真理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在自我和世界的镜子中无限的自我反映。具体来讲，根据安妮·迈勒在《英国浪漫主义反讽》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浪漫主义反讽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世界观在文学中相应的模式，艺术家把整个世界看作是无限丰富的混杂状态，是不可预知的，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他对无限的认识免不了带有片面性，因而造成人的意识的有限性甚至是错误性，冲突、矛盾、摇摆和漂移是精神生命的内在本质，是精神生活活生生的现实，同时人的意识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们构成了人的二重性，而这种二重性造成了人身上的两种基本冲动——酒神原则与个性化原则，它们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就是两种相互对应的活动：一种是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可称为创造性的热情；另一种是对创造热情起反作用的、限制的、自我毁灭或自我限制的因素”。张少文，“旧瓶新论——论浪漫主义反讽的叙事体式”［J］，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64页。《金色笔记》中， 在安娜这位作家身上体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活动：创造性的热情和自我毁灭或自我限制的因素。一方面她积极地追求着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社会或自身的影响又让她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着自己的自由。她无法摆脱这两难困境，以至于心力交瘁，几近疯狂。她的哲学观是浪漫主义反讽。
性自由
《金色笔记》实现了莱辛描绘广阔社会，关注社会大事和个人生活的宏愿。小说主题繁多，妇女解放仅是作者关注的一个很小的问题。尽管如此，安娜所代表的女人对自由的理解值得人们深思。身为女人，安娜极力想摆脱社会所定义的女性特征：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形象。在形式上，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被视为“更加普通平凡的安娜”的爱拉还曾为和已婚男子的风流韵事而庆幸自己的自由女性身份，扬扬自得于自己比那些被拴在家庭中的乏味女人更具韵味和魅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娜或爱拉都遭受着被男人背叛和抛弃的辛酸，甚至有时只是男人寻花问柳的性满足对象。遭受着情感分离的痛苦，安娜一度无法协调好自己和女儿简纳特和情人迈克尔的关系，仍然遭受着她称之为“家庭主妇病”的折磨：早晨一起床安娜便将自己分为两半，作为母亲，她先给女儿穿衣，让女儿吃早饭和送她上学；作为情人，她接下来忙着为迈克尔做早饭。安娜遇到的问题在苏珊·瓦特金斯看来是社会造成的，苏珊认为《金色笔记》暗示了性、身体和幻想在解释女性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方面的重要性。这点可在男女对性生活的不同态度中得到解释，女性的性体验不是有没有性高潮的问题，而是和爱与信任密切相关，这点与男性截然不同，因为女性骨子里希望得到男人的保护，所以性快感是建立在情感稳定的基础上。安娜的悲哀在于她使用了男性定义女性的方式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从而难以感受到自由。牢牢地将自己禁锢在社会给女性定义的角色上，又企图成为自由的女性，安娜和摩莉注定成为男女交战的失败者。当摩莉抗议道：“如果我们过的是一种所谓的自由生活，那就是说，像男人一样的自由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像他们那样说话呢？”安娜一针见血地指出男人和女人的不一样。生活在男性话语世界里，安娜不仅遭受着父权制社会的压迫，还遭受着自由对整个人类的讥讽。她逐渐明白了自由仅仅是一个单词，它的含义总是和现实相抵触，自由女性的观念如自由社会的观念一样是虚假的。
然而安娜绝不仅仅只是个受害者，“她对她的所有行为负有责任。”她有意识地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或暗中参与了让自己受压迫的勾当。她非常清楚她选择男人是希望他们将夺去她的意志和力量，她能扮演受虐狂的角色，她说：“后来有个时期我就尽找那些会伤我感情的人。我需要这样。”安娜希望寻找那些愿意有意地对她表示出敌意的男人，这样做其实是她自我仇恨的一种投射，这种自我仇恨导致了她自愿将自己作为男人的奴隶，正如她所说的：“不知道什么人对我干过些什么，我是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在同迈克尔同居的日子里，尽管迈克尔喜欢挑选在她担心女儿是否睡醒因而深感不安的时候做爱，她也顺从并放任分裂的自我，她甚至为这种无限的分裂状态所带来的各种体验而窃喜。她曾这样描述过她和女儿简纳特以及情人迈克尔的关系：“两种人格——简纳特的妈妈和迈克尔的情人分开来，令人非常幸福。”有意识地沉迷于人格的分裂，安娜将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的关于人的完整定义置放在了20世纪的炼狱中，苦苦思索着自由之于分裂的人格的意义。因此，“‘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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