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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作者：杨 莉
1925年至1938年，周作人陆续翻译了《希腊神话引言》、《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希腊神话考证》、《希腊神话论》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作品。1949年，因汉奸罪入狱的周作人被保释之后，又开始重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后改名为《希腊的神话与英雄》）。
解放后，周作人受国家委托，承担了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的任务，代表作有《枕草子》、《希腊神话》等。一方面，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出版社按月预支稿酬，以保证翻译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所译选目，虽然并非都由自己挑选，纯然受命之作却是没有，对于出版社要求翻译却不合乎自己的趣味的选目，周作人也一概拒译。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7月8日被迫中断翻译《平家物语》止，周作人翻译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除1952年翻译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1953年译自英国培因编译的《哥萨克童话与民谣》（后改名为《乌克兰民间故事》）等少量作品外，周作人将主要精力投到了回忆录的撰写和希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上，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经典：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日本狂言选》、随笔《枕草子》、滑稽小说《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
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觉得自己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讽刺散文作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对于晚年移译的古希腊文学，周作人非常看重，在其晚年日记和书信中屡次提起，乃至在1965年4月26日拟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止庵：《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总序，载周作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正因为对古希腊神话情有独钟，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古希腊神话；但他又并非狂热盲目地崇古，他的翻译对象往往随他的兴趣点发生变化，他晚年所翻译的那部颠覆希腊神话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就是一个例证。
五四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周作人的文学翻译观完全形成。在1944年发表的《谈翻译》中，周作人首先谈到翻译的文字，由外文译成汉文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在他看来，翻译“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文却更容易讨好”。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做出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周作人又对此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正当的翻译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他还将翻译分为“为书而翻译”和“为自己而翻译”两类，“为书而翻译”关键在于“信”、“达”，“为自己而翻译”则关键在于“雅”。在谈到具体的翻译方法时，周作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
接下来，周作人还讨论了翻译的性质或态度，对“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的翻译区分如下：
职务的翻译完全是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上边所说三种或者都有必要，事业的翻译前已说过是为正宗，但是这须政治与文化悉上轨道，有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才能发展成功。周作人：《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页。
从周作人自己最感兴趣，同时也是其公认的、翻译成就最高的古日本和古希腊译著中，笔者摘取了两段，来体验一番非功利的、纯然出自情趣的创作性翻译的韵味。在《古事记》中，周作人以清纯淡雅、熨帖自如的文字，以其独特的悠然自在、别有韵致的叙述方式，将日本传说自有的特色，如“天真、纤细、优美”等再现出来，显示了译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
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飘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名曰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其次是天之常立神。此二神亦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
……
于是天神乃命令伊耶那岐命、伊耶那美命二神，使去造成那个漂浮着的国土，赐给一枝天之琼矛。二神立在天之浮桥上，放下琼矛去，将海水骨碌骨碌的搅动。提起琼矛来，从矛头滴下的海水积累而成一岛，是即淤能基吕岛。安万侣：《古事记》，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4页。
周作人之所以特别偏好《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看中了它“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在此书中，我们看到，神仿佛无所不能，同时又有着各自致命的弱点；他们高高在上，同时又有着人的一切情感，例如，他们也强调自身的利益，也易发怒、也会报复，也是锱铢必较，有仇必报。以下是普洛墨透斯（今译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一段对话：
普洛墨透斯：宙斯，放了我吧！我已经吃了不少的苦了。
宙斯：你说，我放你么？照理你应该捆上更重的锁链，头上压上整个的高加索山，不单是一只，却用十六只大鹫撕你的心肝，还要啄你的两眼，为的是你制造人类那样的生物［来烦恼］我们，并且偷了火去，还造出女人们来。还有在分肉的时候骗了我，肥油包了骨头给我，却把好的部分自己留下，这还用得着说么？”路吉阿诺斯：《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3页。
译者以一种含而不露、回旋往复的节奏把主神宙斯自以为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然而却独断专行、恣意暴虐的做派暴露无遗，译文给人一种简洁质朴、含蓄幽默、雅俗成趣的美感。
在笔者看来，正是周作人在自己的风格和原作风格中找到了契合点，才能在译作中创造出那样一种平和冲淡、舒卷自如的美。有关风格的争论由来已久，如译者能否具有风格，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关系，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比较认同《话语与译者》一书的观点，在把风格视作“语篇作者所作出的有动机的选择结果”的条件下，作者哈蒂姆（Hatim）和梅森（Mason）把风格分为个人语言风格（即个体语言使用者无意识的语言习惯），和表征特定语言的习惯表达形式（风格效应可以回溯到语篇作者的各种意图，这也是译者力图再现的东西）。不仅于此，作者还赋予了风格效应一种社会维度（语篇的作者接受自己业已体验过的其他语篇影响的倾向，即互文性的影响）。因此，作者得出风格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的结论。同一国度、同一语境下的风格尚且存在诸多差异，更何况出于不同国度、不同语境下的译者与原作者的风格。周作人翻译选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文学作品中找寻与自己的思想、脾味相投的因素，例如，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他看中的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日本含蓄冲淡的审美趣味。正如止庵所言：“他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周作人从众多具有个体性、社会性差异，风格不一的作品中，选择与自己风格最为贴近的来加以翻译，从而实现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和谐统一。最值得称道的是，周作人又不只限于与原作者产生共鸣，原作的特质与其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化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知堂风。
周作人这种独特的翻译风格的形成，要追溯到五四之后其翻译思想的一个微妙的变化——从“启蒙”的文学翻译观转向“纯个人的即兴”的翻译观——这是他对“翻译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受五四时期“宽厚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周作人曾热衷于鼓吹“新村主义”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但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选择了武者小路的另一面。效仿武者小路所拥有的“自己的园地”——“这个园地不能让他人涉足，他也不想涉足他人的园地，”周作人开始营造他“自己的园地”。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单从审美趣味和文学价值的角度考虑，周作人这一转向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在谈到周作人译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特色时，诚如止庵所言：“周氏当时置身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反而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止庵：《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总序，载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不仅限于注释，周作人翻译选目的独到，翻译风格的独特，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的文学理想的不懈追求，使其翻译作品成为了“真正的艺术精品，独立的美学创造”参见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8页。。
（杨莉，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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