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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作者：杨 莉
关键词：直译 翻译观 翻译思想 翻译风格
周作人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他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至今仍被译界奉为楷模。钱玄同盛赞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中开了新纪元”，胡适则将他的翻译誉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
译林里初试啼声
周作人少时就读于三味书屋，在家乡的私塾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因为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深厚的英文基础。自1904年起，周作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工作。1905年，根据英文本《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编译而成的《侠女奴》翻译出版；之后，他又以《玉虫缘》为名译出了美国爱伦·坡的小说《山羊图》。这是周作人最初的翻译尝试，此时尚处试作阶段。尽管这些译著影响甚小，至今已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但它们却留下了周作人文学活动最初的足迹，就是他自己也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1906年，周作人赴日留学，先是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讲习班里学习日文，先后读了美国该莱（Gayley）所编的《美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泰纳（Taine）的《英国文学史》等书。此时的周作人积累了不少英美文学知识，视野也大为开阔。我们可以推断，周作人对古希腊的兴趣或许就是由此而萌发的。此后，他还为了学希腊文入东京立教大学，并且研读了《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以及古希腊原文的福音书。1907年，周作人翻译出版了英国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讲述的是古希腊的故事。此时的翻译，据周作人所言，是想卖些钱，好搜集资料以介绍新文学。之所以翻译此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林琴南以文言文所译作品的影响，如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等；而安特路朗虽非小说家，却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周作人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域外小说集》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最早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人物之一。在与鲁迅失和之前，两人更多地是以“周氏兄弟”的整体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所收的《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等，就是两人的具体成绩。
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对象转向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1908年，周作人又陆续翻译了匈牙利育珂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个》）、俄国阿·康·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劲草》（原名《谢历勃里亚尼公爵》或《银公爵》）、波兰显克维支的《炭画》和育珂摩尔的《黄蔷薇》。1909年，周氏兄弟合译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该书收录了大量由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欧洲文学作品，共有小说十六篇：其中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国四人七篇，波西尼亚一人两篇，波兰一人三篇，芬兰一人一篇。其中三篇为鲁迅据德文转译，其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域外小说集》的选材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偏重于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些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苦难的意识，从深处透出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这些都与民族危难之际兄弟二人的心境十分贴近。集中小说采用直译的方法，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域外小说集》都可谓出众。可惜曲高和寡，难以迎合对意译习以为常的读者，结果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了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对兄弟俩打击很大，鲁迅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从事翻译，周作人虽然陆续“译些小品”，但也只发表在“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域外小说集》序）。
《域外小说集》本是周氏兄弟所希望的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开始，鲁迅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计划时，声明“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域外小说集》序）。但遗憾的是，《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后不久，兄弟俩即告失和，两人介绍外国文学的宏伟计划也就中断了。尽管如此，《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还是不可否认的。
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之前，周氏兄弟的翻译从选材到文字都明显受林纾套路的影响。周作人自己也承认曾经受到林纾翻译的影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端所在——“有自己无别人”。林纾的套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周氏兄弟的翻译就是要冲破“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欺欺人，把一个更大的世界纳入国人的视界，促成国人的觉醒。《域外小说集》的出现，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译界的一个重要的转向。在此书的序言中鲁迅说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载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这一段简短然而气势磅礴的自白一方面针对当时盛行的意译之风而发，表达了周氏兄弟以直译来纠正林纾翻译的任意发挥所致缺陷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兄弟两人介绍世界文坛佳品，开拓国人视野的勃勃雄心。这个序言被誉为“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珍贵文献”以及“新一代翻译家的艺术宣言”转引自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载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79页。。
《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是周氏兄弟在翻译观念和方法上对前人的大胆的突破。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也正是在此之后逐渐成型的，因此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在周作人的翻译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周作人翻译观的成熟及其影响
自1917年《新青年》杂志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后，鲁迅、周作人便受邀请往该刊投稿。周作人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是译文，如译自英国W.B.Trites的《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等。
除了上述译文，周作人还发表了翻译批评文章《随感录二十四》（后改题为《安得森德〈十之九〉》），其中对安徒生童话选的一个中文译本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译本枯燥无味，离安徒生风趣的原作相去甚远。由这篇批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原作者和原作风格的尊重，但这并非周作人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直译观。早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时，周氏兄弟就被看作是直译的代表。1918年，周作人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直译是“最为正当”的翻译方法。1925年，周作人又在《陀螺序》中谈道，他觉得没有比直译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周作人还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死译、胡译和直译的分别：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借用如此形象的例证，周作人传达出了自己关于直译的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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