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逆转时间之箭，再现历史之重
作者：孙 冬
关键词：时间之箭 戏仿 历史 大屠杀
马丁·艾米斯是英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其父为《幸运的吉姆》的作者金斯利· 艾米斯。马丁·艾米斯五十岁刚出头，就发表了十一部小说，作品包括《瑞切尔档案》、《死婴》、《成功》、《他人——一个神秘的故事》、《钱》和《伦敦田野》等。《时间之箭》是马丁·艾米斯1991年的作品，曾获布克文学奖的提名。小说的叙事手法极为独特，像是在倒一盘录影带一样回放一个纳粹分子托德一生：从在美国死于车祸到在德国出生的历程。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利用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段来书写一个关于种族灭绝的启示录小说。
《时间之箭》具有几乎所有后现代小说的特点。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主人公托德和存留在托德意识中的世界已经死去，随着主体的隐退，一个凭空捏造的叙述者──托德的灵魂应运而生。而所指的死去也正意味着阐释的自由和能指的狂欢。个人的生命和外部世界在小说开篇处即转化成了文本。这个文本是对托德前世生活进行的一种戏仿。
自我和意识的分裂发生在托德临终的病床上。叙述者惊讶地意识到这种分离。“某些事情好像出了岔子，我的身体并不听从我的意志的指挥。看看周围，我说，但是他的脖子没有理我，他的眼睛也各行其是”。这段话中，灵魂从认为那是“我的身体”转变到那是“他的脖子”和“他的眼睛”完成了同主人公托德分裂的过程。 托德和他的灵魂虽共用一个身体，从事同样的行为，但却是不同的个体， 灵魂承认它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比托德要慢的多， 相反，对诸如爱等人类温柔的感情有比托德更深沉的感受力。灵魂冷峻地观察托德，而托德对于灵魂的存在却无知无觉，小说中托德的妻子和女友也不止一次地指责托德“没有灵魂”。主人公托德拥有身体和行动的能力却缺乏自我意识，灵魂有自我意识，却没有独立的身体和行为能力。二者彼此隔绝，无法进行沟通。这种叙述者和主体的分裂拉开了读者和小说中再现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距离。因为它去除了托德的灵魂在对托德一生的回顾当中的自我辩驳、不诚实的因素。如果用托德充当叙述者的话，不免会对过去进行追加和后叙。此外，以冷峻的笔触喜剧性地展现生活的龌龊和痛苦也是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
小说中的这些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与大屠杀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沉重的历史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张力。在艾米斯最新的小说《信息》当中，当身为作家的主人公托尔被问及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你的小说到底是说什么？”时，马丁·艾米斯在小说里作此回答：“当前的想法是，如果你试图与大众交流，你要先想点口号出来，然后，你或者把它印在咖啡杯上，T恤上，不干胶上或者你写小说。”（注：Sean Lafleur，“Capital Times” Madison， WI，1995.4.）
这里， 艾米斯首先认为小说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实验的先锋艺术，而是与T恤衫一样的消费品，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小说要有思想性、要对读者产生影响。因此，可见艾米斯认为后现代小说并不排斥通俗的审美趣味和说教性。后现代作品同样在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构成的复杂关系中共存。在这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探讨后现代文学作为一种重组和虚构现实的话语在何种意义上会对社会产生作用。如何借助后现代的差异、不确定等逻辑寻求对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新的表达方式。
与在所谓的“后历史时代”，“文本中的历史叙事完全丧失了外部的指涉之物” 以及“后现代思维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观点相反，因为提出了“语言的枯竭”和“文学的枯竭”而被人误读的约翰·巴斯在《富足的文学》中指出：后现代小说其实是一种“综合体”，能以某种方式“超越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注：王守仁，“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兼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克劳拉和墨菲认为后现代的争论和话语的无穷尽的特性变成了一种更大的能动性，人类以前屈从于外部的力量——上帝、自然、历史必然性法则，现在则能够在后现代性的开端处第一次作为他自身历史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来考虑自身。（注：贝斯特·凯尔纳著，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一些批评家则更直接具体地考察后现代文学艺术形式和大屠杀、核战争等人类极端经验之间的关系。阿多诺就曾断言二战以后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扭曲、掩盖和削弱了大屠杀可怕本质。他否认了后现代文学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此，他说在奥新维兹之后不可能写诗。（注：Theodor Ardono，“Commitment”，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Arato & E. Gebhardt， ed. Continuum， New York： 1982， P.313. 这是对他1949年的著名的评论“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可能再写诗”的重述。）利奥塔德则看到了后现代逻辑和叙事话语蕴含的和大屠杀一样的暴力倾向。宣称奥新维兹代表了新艺术诞生的瞬间。（注：Ann Parry，“The Caesura of the Holocaust in Martin Amis's [WTBX]Time's Arrow and BernhardSchlink's The Reader”.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999.9.）总之，在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相互冲突和失序的条件下，不少小说家和批评家都在探讨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关联。戴维·加利夫在《作为爱密斯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马丁·艾米斯在作品中继承了他的父亲金斯利·艾米斯的对社会道德的深切的关怀。（注：David Galef，“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mis”. Southwest Review， 2002.9.）马尔科姆·布赖伯瑞在《现代英国小说》当中也说，很明显，艾米斯拥有每一种自我意识——文学的，社会的，性的，文体的，说他的小说出自一个严肃的道德主义者之手也恰如其分。（注：Malcolm Bradbury，《现代英国小说 1878—200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版，第436页。）马丁·艾米斯本人也自称为“一个关注人类痛苦的滑稽作家”。即运用后现代嬉戏不恭的叙事形式来表现人类的痛苦的主题，去应对诸如种族灭绝、核战争以及在《时间之箭》的后序中所谈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极度发展和人类原始的残暴本能的结合所造成的威胁等等。他的多部小说都是以各种方式书写关于人类暴行的启示录小说。埃米斯认为尽管语言无法言述事实，但是它至少能够产生一种“效能”，去呈现用利奥塔德的话说“无法呈现之物”。而且，他认为文学话语和社会话语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在小说中，他也不断探索把两种话语联系起来并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在小说中，艾米斯试图探讨当时间逆行，人类的道德标准会发生什么变化。托德送给街上的小孩子玩具来为他屠杀儿童而赎罪的善事在叙述者的眼中成了从孩子的手中夺走玩具，然后在商店里换回几块美钞的恶劣行径；他每个星期天给教堂捐款成了从教堂的捐款箱里偷钱；那些来看病的孩子病情在医生的治疗下越来越无望，最后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论罪行还是爱情的结果都是最终被忘却等等。小说所描绘的整个世界都不可理喻，人们都倒着行走；托德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直到他和妻子团聚；他们的女儿死去，然后他们结婚、求婚和相识；每天早晨托德把报纸交还给报摊；人们的回顾总是前瞻；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和阴影变成了不可名状的不祥的预感等等。然而，意义会突然在一片混沌当中产生。比如那艘把他从美国载回欧洲，实质上是从欧洲载往美国的船“在大海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好像成功地掩盖了我们来时的路径”。（注：Martin Amis， Times Arrow 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Penguin Books， 1991. P.99， P.77.）这和托德力图离开本土，隐姓埋名的目的正好相符。到了纳粹德国时期，这种逆向的逻辑就有了更明显的意义。倒退的叙述和逆向的时间却和纳粹的反人类、反进步的倒行逆施所采用的逻辑不谋而合。纳粹头子戈培尔曾经说：“当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星球上和平的进化过程就被急风暴雨式的新时代所打断。在这种关头，地球经历着类似生产般的阵痛和震撼。但是在阵痛当中油然而生一种新生的快乐，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诞生新的历史的时期，新的更富饶的生活会伴随剧痛而来。”（注：Greg Harris， “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Studies in the Novel， 1999.12.）这种逻辑抹杀了创造和毁灭之间的界限。通过像托德这样的纳粹分子的努力，千千万万被戕害的犹太人都恢复了健康，“整个集中营装满了又新又好的人”。纳粹的“只有彻底破坏才能重建世界”的哲学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通过使用这种逆向的言说，艾米斯使纳粹意识形态控制的真相昭然而视。通过诉诸颠倒的思维使法西斯德国时代得到后人的理解。这种逻辑在托德日后的生活中，不停地浮现出来，比如当托德将要离开他持之以恒不断破坏，最后成为一片荒野的花园，他跪在那里，悔恨的泪水从地上一直流到了眼睛里。因此，《时间之箭》用后现代的叙事形式戏仿一段个人和人类的历史不等于废除历史。艾米斯不是要抹去而是要强化大屠杀对人类的生活和前途的影响。在小说的绝大部分叙述中，医生和他的灵魂是隔绝的，而在获得纳粹医生的身份和奥斯维兹开展工作的这一部分，灵魂好像和托德合为一体， 人称也从“我”变成了“我们”。作者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 丹尼尔·歌德哈根说：“要想理解纳粹的行径必须要进行换位思考，看他们之所看，做他们之所做。”（注：Greg Harris， “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9.12.）灵魂经过此番和托德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个“它者”的声音， 正如灵魂自己所说： “交出你的灵魂，你才能获得权利。” 因此，艾米斯暗示只有麻木心灵，托德才能履行一个纳粹医生的职责，才能运用纳粹的逻辑来获得用作者的话讲“给予生命的权利”。芬尼·布赖恩（Finney Brian）在一篇对《伦敦的田野》进行评论的文章中（注：Finney Brian， “London Field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1995.9.）把艾米斯小说充斥的杀戮和暴行以及利奥塔德所提及的后现代叙事形式的暴力倾向和“核”问题联系起来。文本中的各种因素，叙述者、作者和文本本身都像原子那样运动，面临类似核爆炸的危险。德里达曾经在一篇名为“没有现代，也没有启示录”的文章中指出：“极端动荡和不稳定性是核时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爱因斯坦的怪兽》、《伦敦的田野》中，个人的自杀均成为象征全球性核毁灭的隐喻。而在诸如种族灭绝和核战争带来的巨大的毁灭力量面前，不仅文本中的作者、主体和自我等纷纷死去。整个文学史和所有经典作品都会随着人类和世界的毁灭而不复存在。因此，艾米斯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倡导的要让后现代的“美感经验和人类的存在问题发生联系”的一种具体实践。（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通过把文学本身的问题和道德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中最突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把由大屠杀和核战争等所造成的生存危机扩散到文学领域，文本就突破了所谓的后现代心智，文学的命运和人类的大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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