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植根故土,情牵世界

作者:袁 霞




  在阿特伍德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加拿大依旧是她的根。《预言夫人》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多伦多小姑娘。《人类以前的生活》的背景是多伦多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小说《身体伤害》虽然将人物活动区域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但阿特伍德通过这部作品对加拿大政府的无为(noninvolvement)提出了质疑。她比当代任何一位作家都关注加拿大的一举一动,并为此投入了无数的创作精力。《身体伤害》中米诺医生的话道出了阿特伍德献身加拿大的热情:“对你自己国家的爱是可怕的,我的朋友。特别是像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别人的国家要容易得多。那样你就不会老想着去改变。”(注:Margaret Atwood, Bodily Harm. London: Virago, 1983, P.133.)有时候爱到极限就是恨,恨铁不成钢。阿特伍德在《身体伤害》中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她对加拿大的希望——希望它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不是对那些正困扰着世界许多地区的问题持漠然态度。
  阿特伍德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使女的故事》。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一群宗教狂热分子驱逐了总统,解散了国会,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这部作品的许多情节都来自现实,主人公目睹的恐怖场景与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暴行极为相似。也许只有作为美国人邻居的加拿大人才能创作出这样一部描述美国未来的作品。同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形成对比的是它的北邻加拿大,它是新建立的地下铁路的最后一站,“使女”们可以通过这条路线偷偷逃往自由的加拿大。《身体伤害》中无为的加拿大政府在《使女的故事》里终于开始有所作为了。
   从早先的向加拿大读者介绍自己作为加拿大人的经历,到成为蜚声国际的作家,阿特伍德一步一个脚印,她把加拿大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随着读者群的增大,她在国内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在这一时期,阿特伍德出版了两部诗集和四卷新诗。《双头诗集》和《真实的故事》抒发了阿特伍德希望加拿大社会变革的心声。《双头诗集》探讨了加拿大文化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不管是加拿大英语区还是法语区的人们,他们都不愿意去聆听对方在说些什么,结果是 “一首二重奏/两位盲歌手”(注:②Margaret Atwood, Eating Fire: Selected Poetry 1965—1995. London: Virago, 1998, P.227.)。《真实的故事》描述了世上那些令人不忍阅读的苦难,体现了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关注。其中《一首无法写出的诗的注释》开头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真相/透过眼泪清晰呈现。”②阿特伍德在1982年出版的评论集《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诗集》中写道:
  我常常把加拿大民族主义及对女权的关注看作一幅包罗万象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着魔般地讨论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时,我们有时会忘记以下这些事实:加拿大本身在面对他者时采取了错误的姿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关注男性至上主义及男性对女性的虐待,而这又使我们无法看清男性在对待其他男性时的态度可以更加令人作呕(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态度有上升趋势),女性虽然相对属于弱势群体,但她们作为某些特定的民族团体的成员,也经不起诱惑,为了自己的利益干出损害其他人的行径。回首这一时期,我发现我对加拿大的描述少了些,更多的是放眼世界。(注:Margaret Atwood, Second Word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82, P.282.)
  在阿特伍德看来,世界是她的中心,加拿大是她的独特视角。她对加拿大的关注并没有减少,她将它推向了世界,而她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前提:希望加拿大摆脱困扰,更好地融入国际大家庭。
  在这一阶段,阿特伍德接受了许多新挑战:她在《这杂志》上以巴特·杰拉德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卡通形象;她成了加拿大史学家,撰写了《反叛者的日子:1815—1840》;她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有《跳舞的女孩和其他故事》、《蓝胡子的蛋》和《黑暗中的谋杀》;她为孩子们创作了《在树上》和《安娜的宠物》;她为《雪鸟》编写了电视剧本;她还编纂了《新编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随着阿特伍德的作品在国内外打开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加拿大文学。
  80年代中期至今:让加拿大文学与世界同步在这一阶段,阿特伍德的目光依旧锁住了加拿大。《猫眼》(Cat's Eye)和《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的背景都是当代多伦多,前者描述了画家伊莱恩在成长过程中各个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后者从多重切换的视角,讲述了四位女子的故事。1996年,《别名格雷斯》问世。在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以加拿大历史上的一桩谋杀案为素材,以独特的小说技巧展示了19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状况,描写了女性,尤其是贫穷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悲惨命运。《盲刺客》以20世纪早期加拿大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的传奇经历。
  正是在这一时期,阿特伍德开始撰写加拿大文学方面的评论,探讨加拿大和世界的关系。1991年,她应邀在牛津大学进行了四场演讲,作为“英国文学克拉伦登演讲系列”的一部分。尽管她是个“非学者——加拿大的非学者——她所面对的观众也许不仅仅是一些真正的学者,而且是来自英国的真正学者。”(注:⑤Margaret Atwood, Stange Things: The Malevolent North in Canadi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 P.282)但是她的演讲并不显得过于谦卑。这些讲稿后来收入了《奇怪的事情:加拿大文学中充满恶意的北方》,文集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英国文学家们看来,整个加拿大文学往往只是过去的加拿大地理:一块未经开垦的无趣的荒原,间或有几块岩石、泥沼和树桩。注意我谈论的不是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也不是普通的读者;然而,对于某些英国人来说,加拿大由于缺乏非洲的异国情调、澳大利亚的奇怪动物、印度的浪漫,因此仍旧处于英国前殖民地的最底层。⑤
  尽管演讲的对象只是“某些英国人”,但她利用这次机会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在《生存》中就已经探讨的话题,只不过《生存》面向的是加拿大人。
  九年后,阿特伍德受邀前往剑桥大学就“写作,或者成为作家”这一话题作报告。这一次,她将加拿大作家与世界各地的伟大作家放到了一起进行讨论。演讲稿于2002年结集出版,题目为《与死者交谈:一位作家谈写作》。该文集把许多加拿大作家与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及思想家相提并论,比如卡罗尔·希尔兹与约什·路易斯·博尔赫斯,艾丽丝·门罗与柏拉图等。阿特伍德经过多年不倦的努力,终于使加拿大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加拿大文学不断增强自信心,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将越来越多的精美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她在2003年出版的小说《羚羊与秧鸡》继承了《使女的故事》中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小说描写了20世纪下半叶某年,人类经历的一场浩劫:所有的人都已死光,只剩下一个叫“雪人”的人,而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自己对技术的滥用。人文学术已经式微,科学技术凌驾于一切之上。但是生物工程并没有造福人类,反而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挽救的灾难。小说中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买药,不惜研制病毒并暗中传播,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该书出版时,人们尚未从9·11和炭疽恐怖袭击的阴影中走出来,SARS病毒也正在世上肆虐(而加拿大是西方世界受其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我们不能不为阿特伍德小说中对现实的关怀所折服,并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俨然以西方文化批判者的姿态,关注世界性的问题,显示出一个有全球责任感的加拿大文化人应该具有的胸襟。2005年,阿特伍德应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之邀,参与了全球“重述神话”项目,《珀涅罗珀记》是该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众所周知,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阿特伍德利用解构主义手法,对其进行了改写,将故事的讲述权交给了珀涅罗珀和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对经典文本的重述是适应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海伦·蒂芬曾称之为对经典的“反叙述”(counterdiscourse)。这种“反叙述”不仅仅颠覆了原文本中的等级秩序,而且正如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所说,它从根本上质问了“形成那种秩序的哲学假定”(注:Ashcroft, Bill and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33.)。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记》中提倡男女之间的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显示了她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对被“历史”埋没的弱者的关怀和同情。虽然书中没有提到加拿大,但它所关照的是全世界受压迫的人,这也表明了加拿大文学的又一个飞跃。
  综观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三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她始终对加拿大怀有深厚的感情。她的成长历程伴随了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壮大:从年轻时立志成为一个加拿大作家,向加拿大人介绍本国文学,到后来的尝试将加拿大文学推向世界,阿特伍德为加拿大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根永远在加拿大,正如她在“回去的旅程”中所写的:“拒绝承认自己从何而来,……就是肢解自己,当然你可以四处漂游,当个世界公民(换了哪个别的国家,这可以称得上远大理想?),但你得付出你的腿和手,还有你的心。只有找到了你的归属,才能找到你自己。”(注:Margaret Atwood, “Travels Back”. Second Words: Selected Critical Pros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1982, P113.)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阿特伍德也发现了加拿大的文化传统。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反过来当民族文学越发唱响世界舞台时,其身份也会更加鲜明。这用来评判阿特伍德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是非常合适的。她的作品既刻画了加拿大美好的一面,也有对它阴暗面的揭露,但是其目的只有一个:让世界更多地倾听加拿大,也让加拿大更好地参与世界。
  (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邮编: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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