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植根故土，情牵世界
作者：袁 霞
60年代至70年代初：寻求加拿大民族身份1962年，二十三岁的阿特伍德离开祖国，去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异国他乡求学的过程中，她经历了令她刻骨铭心的“文化休克”——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仿佛并不存在：
这并不是我所遇到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有任何奇怪的或“令人苦恼”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没有态度。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这么个地方存在着——那是地图北部一个空白的区域，糟糕的天气就是打那儿来的。②
在哈佛大学的几年里，阿特伍德开始认真思考加拿大文化问题。当时的加拿大文坛可谓冷清异常，许多作家都到国外开辟阵地，寻找出版商和读者，加拿大人对本国文学缺乏自信。然而阿特伍德则认为自己正在学习的“美国清教文学并没有显著的文学价值——如果大学里连这都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学加拿大文学呢？”（注：Joyce Carol Oat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Atwood,” The Ontario Review 9 (FallWinter 1978—1979): P.9.）正是从这时开始，一个愿望在阿特伍德心中慢慢生根发芽：振兴加拿大民族文学，确立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巧合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正值加拿大民族主义风起云涌。1967年是加拿大建国一百周年，为了寻求并建立自己的独立身份，从英法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和超级大国邻居美国的威胁下摆脱出来，“文化”成为了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手段。联邦和地方政府纷纷为文化开辟市场，不仅在金钱上资助艺术，而且为作家和出版商建立了各种机构，加拿大文学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也许是时代使然，阿特伍德被推到了振兴加拿大民族文学的风口浪尖。70年代初，她中断了哈佛的博士学业，回到加拿大，在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地大学英语系执教，她的诗集《苏珊娜·穆迪的日记》，小说《浮现》和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以下简称《生存》）相继出版。阿特伍德在三部作品中都谈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问题及其对加拿大身份问题的关注。由于历史上曾经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始终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与此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共享了一条长长的边境线，所以时刻能感觉到美国文化对它的威胁。长久以来，加拿大总是不断挣扎着，惟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它更强大的邻居吞并。一方面是不在身边的英国主人的统治；一方面是邻国美国将它变为第五十一州的威胁，加拿大处境尴尬。阿特伍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加拿大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境遇类似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遭遇：英国和美国象征了父权社会，加拿大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加拿大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自卑感，要克服这种自卑感，必须找到属于加拿大自己的位置。《苏珊娜·穆迪的日记》是对加拿大早期殖民垦荒史的再现。苏珊娜·穆迪是19世纪移民加拿大的英国人，曾在其作品《丛林中的甘苦》和《拓荒生活》中描述了早期加拿大移民的艰难生活。以加拿大历史上某位文人为主人公，这是阿特伍德的首创。阿特伍德笔下的苏珊娜·穆迪在同恶劣环境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周围的环境，并且认识到加拿大独特的“地之灵”（注：“地之灵”一说源自英国小说家D. H.劳伦斯：《论经典美国文学》（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的导论《地之灵》（The Spirit of Place）。）。《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小说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其“特殊的位置感”（注：Coral Ann Howells, Margaret Atwoo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26.）：故事发生在基帕瓦湖附近诺斯贝市西北部加拿大地段的森林区。阿特伍德选用这样的背景是有深刻用意的，首先荒野是加拿大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意象，非常具有加拿大民族特色；其次这里属于魁北克地区，生活着许多印第安土著，他们是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可以说女主人公的这次旅程是在寻根。阿特伍德在早先的一次采访中说：“唯一好的、值得信赖的东西来自你所在的地方……”（注：Graeme Gibson,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Interviewed by Graeme Gibson.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73, PP.1—30.）女主人公带着读者回到了加拿大人的精神家园并且对美国无处不在的文化殖民进行了批评。《生存》是加拿大第一部面向读者大众、对加拿大文学进行批评的论著。阿特伍德在书中提出了“加拿大特征”(Canadian signature)的说法，即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生存》一开始就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文学的特色是什么？”显然，阿特伍德是想通过这本书消除加拿大的“受害者情结”(victim complex)，提高加拿大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她在书中描述了加拿大文学在情节、主题和想象方面区别于英国和美国文学的主要模式。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性的定义依旧和地理位置有关：
我们急切地需要一幅这样的疆域图，我们需要了解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对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成员，共同分享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这里的知识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没有那种知识我们就无法生存。（注：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72, P.19.）
阿特伍德希望《生存》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她号召加拿大人了解本国文学，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该书结尾，阿特伍德从文学历史引申出去，谈到了文化政治等更深刻的问题，激励同胞在后殖民语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提高文化和民族意识，抵制英国及美国的文化入侵。
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向国外介绍加拿大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阿特伍德仅仅局限于“专门评论加拿大人的书”（注：⑥Margaret Atwood, Second Word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82, P.19, P.106.），那么从70年代中期开始，她逐渐改变策略，除了为加拿大书籍撰写评论外，还接受了为国外出版物写书评的请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杂交。我发现自己正在替美国人评论加拿大人，替加拿大人评论美国人，有时是替英国人评论加拿大人，替加拿大人评论英国人”。⑥阿特伍德的笔逐渐叩开了国门以外的世界，开始向国外介绍加拿大，而她在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成功更使她如虎添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