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５０年
作者：周小进
澳大利亚著名民族主义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在1954年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大部分遗产捐赠出来，设立一个年度文学奖，授予“描绘任何阶段的澳大利亚生活、文学价值很高的小说或剧本”。用于文学奖的资产由基金托管，每年由托管委员会聘请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委团，评阅出版商送来的作品，最终决定获奖作品。自1957年第一届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颁发给怀特的《沃斯》以来，该奖已经历了50年48届（1973、1983、1988年未颁奖），共有34位作家获奖。《时代报》的斯特格说，50年来“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是传统、成就和文学价值这三者的综合体现”。威廉斯则说迈奖50年历史“波折横生，充满怪事、吵嚷、反对和斗争，足够写一部小说”。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奖金丰厚，资助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很多年轻作家正是因为该奖的支持，才能够专心从事写作。迈奖50年内有个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奖金也与年俱增。1957年怀特的奖金是500镑（当年男性平均年工资约为600镑），到2007年，奖金增加至42, 000澳元（2006年澳年平均工资约为52,000澳元）。1988年之前，该奖每年五六月间颁发，参赛的必须是在头年1月31日之前的一年内出版的作品，这样从作品出版到奖项颁布之间至少有一年半左右的间隔，有利于作品的接受、理解和评价。1988年，为了商业效应，迈奖将规定中的“出版年份”改为“颁奖年份”，即在颁奖年份前一年内出版的作品均可参加，比如要参加2007年评选，作品在2006年内出版即可，这样作品出版和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少不过半年，有利于作品的推广和销售。1987年，主办方开始提前公布“短名单”，2005年开始提前公布“长名单”。同时，与奖项相关的各种活动、赞助、合作也逐渐增多。获奖的作家不仅能得到奖金，而且知名度、作品销售都会大幅度提高。
澳大利亚人口少，图书馆事业极其发达，所以作家生存比较艰难。2003年，出版人海沃德说：“在澳大利亚出版市场，一部优秀小说可能只卖出1000册。”据说全澳只有怀特和基尼利两人能以写作为生，其他作家都必须“打零工”。因此，迈奖的商业化行为也有助于扶持作家。不少后来成为主将的作家年轻时都获得过该奖的支持，伦道夫·斯托23岁以《归宿》获奖，基尼利32岁以《招来云雀和英雄》获奖，蒂姆·温顿24岁以《浅滩》获奖，他们后来都坚持写作，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1997年的得主大卫·福斯特原来在捕虾船上打工，得奖后才得以专心写作。
然而，也有人对文学奖项的商业化提出批评和质疑。文化名人麦奎因在2001年就呼吁大众对包括迈奖在内的各种奖项和资助予以抵制，因为奖金并不能真正解决作家生存问题，“卑躬屈膝参加一天的颁奖晚宴只会让剩下364个艰苦的日子更加难熬。”一些迈奖得主的作品后来淡出市场，并没有畅销（迈克尔·威廉斯统计，约一半作品现在已经淡出市场）。更糟糕的是，有些作家为了获奖，刻意迎合奖项的要求和评委的口味，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机构化的过程中被抹杀。麦奎因认为作家在追奖逐利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虚荣”。评委也把入选当作获取权力和荣耀的机会，并不是真的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面对60多本书，有几个人读到40页之后？”文学奖还让作家之间相互猜疑、竞争，而“我们要做的是团结起来，对抗这种鼓励作家自甘堕落、追逐名利的环境”。今年著名书评人罗斯玛丽·索伦森也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对迈奖提出质疑。她说有的获奖作品，如伊丽莎白·奥康纳的《爱尔兰人》，现在一般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出版人赫伍德措辞更加激烈：“评审团的决定是随机的，同一帮人换一天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很多人需要通过获奖，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留在书店里。而且如果你知道一个有经验的评审团都赞同一本书，你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反对者指责迈奖注重商业、轻视文学价值，并非空穴来风。1995年的蒂米邓科事件之后，更多人开始怀疑迈奖评委对文学价值的评断。当年，年仅24岁的海伦·蒂米邓科以《签署文件的那只手》摘取迈奖桂冠。小说的主人公是二战时乌克兰的一位农民，独裁统治给他的村庄带来了巨大灾难，后来德国纳粹进入乌克兰，他便加入纳粹，对原来“迫害”过他的人——尤其是犹太人——进行迫害。他的故事后来便由移民澳洲的后代讲述出来。蒂米邓科自己是乌克兰农民的后裔，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是部自传体的家族史。但是，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质量低劣，有严重问题。拉特罗布大学的罗伯特·曼恩认为该书唯一的主题就是“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和复仇”，蒂米邓科试图为“大屠杀”翻案，“对死者毫无尊重”、“对历史无知”、“道德上不负责任”。
蒂米邓科获奖后不久，人们发现该小说有严重的抄袭痕迹，不少段落来自各种已发表作品和互联网材料，虽然没有展开独立调查，后来人们发现同一作者的专栏也有逐字逐句抄袭的现象，可以作为佐证。随后人们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发现：海伦·蒂米邓科并非作者真名，她其实叫海伦·达维尔，父母均是正统的英国移民，现住在布里斯班，绝不是作者本人所说的什么“从乌克兰移民澳洲的出租车司机”。如此说来，这部小说就毫无历史根据，作者本人没有任何乌克兰经历，整个故事是虚构、拼凑、杜撰出来的。这一发现石破天惊，让迈奖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人们开始认为大名鼎鼎的迈奖在“多元文化”、“少数族裔”的政治招牌下昏了头脑，海伦·达维尔利用了这一点，将自己送入了文学殿堂，却将久负盛名的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拉入了深渊。
在蒂米邓科事件的冲击下，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和批评迈奖的“政治正确”姿态。这体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多元文化”主义。
对“民族性”的坚持是迈奖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初弗兰克林本人就说获奖作品必须“描绘任何阶段的澳大利亚生活”。50年来，迈奖的托管者和评委也都遵循了这一原则，获奖的50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仅有少数作品中的部分故事发生在海外，但主人公却是澳大利亚移民或移民后裔，作品题材不外乎18世纪末期的流放犯历史、19世纪的农场牧场拓荒经历、二战前后、当代生活等等。描写典型澳大利亚自然风貌的作品，往往更易受到推崇，比如米勒的《石乡之旅》、默里·贝尔的《桉树》、大卫·福斯特的《林中空地》、汤姆·弗拉德的《欧什艾纳·法恩》、蒂姆·温顿的《浅滩》。根据这一原则，迈奖对很多年轻且有潜力的作家进行了大力扶持，获奖作家在35岁以下的就有9次之多。另一方面，迈奖也塑造了一批所谓“澳大利亚经典作品”，在民族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得奖的重复率很高。迈奖共颁发了48届，获奖作家却只有34位，平均每人得奖1.4次；34位获奖者中，重复获奖的有11位，将近三分之一。许多作家在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都得过迈奖，年轻时频率尤高，西·阿斯特利1962年至1972年间得奖三次，大卫·艾尔兰1971年至1979年间得奖三次，基尼利1967、1968年连续得奖，杰西卡·安德森1978、1980年两次获奖，中间仅隔一年。获奖作品中，历史题材、地点在乡村、作者为英裔白人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都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迈奖扶持“民族文学代言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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