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天堂制造
作者：［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著 查日新 译
谢弗一家的孩子是幸运的——男孩都过了容易掉进毒品深渊的年龄，女孩子在同居成为时髦之前就已稳稳当当地出嫁了。一个男孩没有读完大学，在维尔蒙做了木匠。另一个男孩在阿默赫斯特读完了大学，然后迁居到西海岸去了。两个女儿留下来没走，每隔一段时间又生下些新的孙辈来。显然，布拉德在他们婚礼之夜的祈祷应验了。
当时间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些不幸的事落在了这个国家和谢弗一家的身上。两个女儿的离婚搞得全家人声名扫地。丈夫提出反诉，律师取证材料又抖出一些丑闻性的东西；离婚还涉及到时不时发生在夜晚的激情性事：要么发生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要么发生在韦斯利和多弗区的新殖民时代的卧室里。弗雷迪，那个在西海岸谋生的儿子，从来没有找到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一直在“做事”：他做房地产，做公关，做投资，但就布拉德所知，他从未领到过薪水，也没赚到过利润。像布拉德一样，弗雷迪很早就有白头发了，刚过30岁，忽然间头发就变成了灰白色。他性情温和，品位优雅，但喜好奢华，至今也不知道节俭为何物。珍妮特感到不安的是：继续让他在外面这样混下去，等于是洗劫其他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做木匠的孩子，他现在是公寓承包人，一个滑雪场的合伙人。后来传来消息说弗雷迪因使用毒品过量，被发现死在克朗代尔。他们感到伤心，但并不太觉意外。吸食可卡因的习惯搞得他一贫如洗。尸体被发现时，他穿戴整齐——法兰绒的上衣，亚麻面料的裤子——终于在死的时候，他像一位绅士了，有点儿布拉德的味道，可是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绅士。
牛顿区的房子又大又空。布拉德夫妇开始谈论搬到公寓去住的话题，但似乎把几个房间的暖气关掉，呆在原地不动比搬家要容易得多。在一件件熟悉的家具上立着或挂着孩子们在各个幸福的人生转折点拍下的照片——毕业照、结婚照、海外旅行照。衣着花哨、咧着嘴笑的这些人已生养出了第三代。照片上的孩子们比他们时不时写来的短信或打来的电话显得更真实，更如在面前。布拉德笼统记得他换过尿片，驱使男孩去打冰球，女孩去练芭蕾，领孩子们做睡前祈祷；孩子们流泪时，玩耍时，遇到成长的痛苦时，他要像慈父一样站在他们身旁。可实际上，他并不能调集起很多做父亲的实在感觉。那些年的岁月就像一部电视喜剧片，他不过是坐在那儿看自己扮演父亲的角色。往事以这样出人意料的鲜活细节出现，使他的眼睛感到了刺痛；往事烟消云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生动的回忆莫过于那些他与珍妮特在波士顿时住在圣波托尔夫大街L型公寓的日子；接着又想到在共和大街一处住所的5楼——公寓有一部鸟笼样的电梯，阳光洒落进来；又想起公司在旧地址的那些日子。后来公司从米尔克街镶胡桃木窗框的办公室搬到了国府大街一座炫目、光亮的摩天大楼里。好几次生意上的灵感至今仍然能让他品味到成功的滋味，如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做了赢得丰厚回报的精确判断，或是精心培育的友情给他带来了一大笔佣金。当60年代的牛市崩盘后，生意场上这种开心的事就没有了。那些令他佩服的理财经纪人纷纷退休。布拉德自己也在68岁那年退休，同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在退休后的最初几个月，不再穿商务场合的正装，他感到孤独，感到犯罪般的不安，所以他经常到珍妮特的圆形房间去看她。
她并没有说她不喜欢他。但每当他爬到最后几级条状馅饼形的台阶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要他停下来，这样房间里就有一种闹钟停摆产生的平和静默。她坐在那儿，四面是窗户，阳光照进来。她浅棕色的头发里几乎看不见些许白发，脸上的皱纹也不易察觉，她的面部还跟年轻时一样，头戴的网状纱巾又增添了些柔和的感觉。她钩织的小方毯撑在框子里，就在扶手椅旁；她腿上放着一本杂志，但她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她望着窗外，目光穿过山毛榉的树梢，深深沉浸在注目凝望中。他进来时，她头都没有动一下。她一动不动的样子让他有些害怕。他站了一秒钟，吸了一口气。原来只有汉考克大厦的屋顶才能从树梢上看见，现在可以看到许多高大的闪亮建筑——一个个反射着阳光的玻璃盒子。他一直恐高，当他的眼睛顺着她凝视的方向往下看，穿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落在三层之下的枯草草坪上，他感到肠子发紧，然后自我保护般地拖着步子走到房间中央。
她不说话，所以他开口问：“你没事儿吧？”
“我很好。”珍妮特生硬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你太安静了。”
“我喜欢安静，我从来就喜欢安静。你知道的。”
“哦，是的。”他感到被冲了一下，不无茫然地说，“我知道。”
“让我们想想，找点事儿给你做。”说话时，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他，动作和以往一样利索。她指派他的事多是到地下室去修邻居家的孩子用高尔夫球打破的窗户。布拉德感到奇怪的是，在珍妮特的这个房间里，她既没有挂孩子们的照片，也没有挂他的照片。房间有许多窗户，墙面剩下的空间不大；绕房间三分之二的地方零乱地放置着窗台座垫、钩针编织的垫子与一些旧画，还有因阳光照射布面已经发白的书。虽然他把这个房间当作珍妮特的默想室，但他并不清楚何为默想。即便在教堂背诵祈祷文的短暂沉默中，他的大脑也会滑入那种神圣仪式激发出的遐想境界。
她的病最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后来发展得很快。一天晚上他们在看电视——伊朗爆发了人质事件，好像这些事情每天必得发生似的，突然珍妮特把手搭在他手腕上。当时他们正并肩坐在有红色靠垫的哈普怀特风格的沙发椅或叫情侣沙发上。那还是40年代后期，在一个暴风雪天，他们在潘恩商场一时冲动买下的。那时他们还没有搬到牛顿区。因为暴风雪，偌大的商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他们一定要买点什么才不枉此行，也算庆祝一下大雪天。每当下雪，他对她的爱都会强烈复归。“怎么了？”他为她不寻常的举动感到吃惊。
“没什么。”她笑道，“只是有点儿痛。”
“哪里？”他用了一个极简短的词，好像才醒过来。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对一个年轻的伊朗革命者的采访。他讲一口带中西部口音的流利英语。布拉德没注意听珍妮特的回答。如果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有什么可自责的，有什么他称之为应受惩罚的罪的话，那就是这一刻的心不在焉。数周以来，珍妮特把病痛捂得紧紧的。她本想隐瞒下去，但她用纤弱的声音说了出来。
随后的几天都在医生和各种医疗设备之间来回奔走。疾病的秘密和病程搞清楚了——是癌症，肝癌，而且已向身体其他部位转移，尽管她从来不爱喝酒。退休五年后，布拉德这些天忙得不可开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突然间，他成了管家、厨师、车夫、接线员。他们独守着大房子，三个孩子急匆匆赶回来，又急急忙忙赶回去料理他们自己的事情。朋友和邻居小心翼翼地来表达他们的关怀，又怕打扰了他们。布拉德夫妇那年冬天又有了一次蜜月期。一丝冒险的气息、一丝异样的情调点缀着他们对诊所和医生的造访。这些诊所散落在波士顿不同的街区，他们之前从来没去过。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一起，比以往更像一个人。她的柔发在化疗的强烈作用下脱落了，他的头皮也跟着发痒；她不吃东西，他的胃也会跟着痛。布拉德把热气腾腾、香气喷喷的食物端到桌上或她的床上，她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她会吃上一口食物，意思是告诉他食物是多么可口，然后用慢得看不出来的动作把叉子放回盘中，手指仍捏住银制的叉柄，好像随时会再用叉子一样。有时，在药物的作用下，她会保持这个姿势打起瞌睡。布拉德学会了把她不进食看作社交场合的小过错不去在意。要强迫她吃东西，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开玩笑的，他所表现出的生气——那种孩子似的突然发脾气，会打破她在药物作用下淡定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