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多丽丝·莱辛和她的自传
作者：［南非］库切 著 蔡圣勤 黎 珂 译
莱辛时断时续地去父母的农场，这让她更坚定地认为当初从家里逃出来的举动是明智的。她的母亲开始逐渐演变成最糟糕的典型殖民者形象，对于下人“指责诟骂，喋喋不休，挑剔不止，语气中充满了厌恶”。而她的父亲因糖尿病的原因愈发羸弱。那是“一个自我怜惜、乖戾牢骚、满心幻想的老人，一直在念叨着他的战争”。当他最终去世时，莱辛看着死亡证明上的原因一栏，竟有一种冲动——把“心脏衰竭”画掉，改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57，326，372）
沉寂的状态越来越让人感觉为一种停滞不前（这段时期的生活将再现于《被陆地围住的》），她反复修改《野草在歌唱》。“我在期待我的未来，我真正人生的开始。”（418）
三
19岁的时候，莱辛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一个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在这次婚姻中她没有扮演一个真正女人的角色，而是“跳跳虎”的那个自我，是一个“年轻快乐的主妇”。（207）还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她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将他冷落在旁。孩子可怕地报之以愤怒和困惑，像极了幼时的多丽丝。
接下来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她不断地酗酒，与他人保持暧昧关系，却对丈夫很糟。（这段素材的大部分被用于《正当的婚姻》，这是关于玛莎·奎斯特的第二部小说，而且也是自传性色彩最明显的。）显然她的婚姻状况难以维系了。她对自己发誓，有一天孩子们一定会继承“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没有种族仇恨和不公正的行为等等”。接下来她把孩子交给亲戚照顾，开始计划离开这个国家。她感觉自己身体里有种“隐秘的厄运”，父母的生活已经因此被破坏，如果自己还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同样也会使他们的生活不堪想象。“我绝对是真心实意的，”她冷淡地记录，“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没什么可多言的。”（262－263）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给俄国军队带来巨大荣耀，莱辛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在对投身共产主义那些年的叙述中，仍然可以察觉出她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辩护。事实是，她写道：“我从未全身心地置身其中。”当冷战爆发后，她和她的同志们对于罗得西亚的白人社会来说，突然间变成了贱民。她开始疑惑了。1954年后她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多年来她仍感到有些“残留的忠诚劲”。（284，397）
党内的新人们大都拥有不幸的童年，并在寻求一个替代的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们视为讨厌的累赘。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新人（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给莱辛分配的任务是深入到索尔兹伯里更贫困的地区，为南非共产党的喉舌《卫士报》作宣传。在众多的党组织活动中，这项任务实际上对于她的作家生涯是最有益处的：使她能够接触到劳动阶层的民众，观察他们的生活（《暴风雨掀起的涟漪》中有比我们在此感受到的更全面更生动的呈现）。
索尔兹伯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爱与恨，占据了前三部关于玛莎·奎斯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莱辛在自传和小说中都花了很多的笔墨描写这个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党派。之所以这样，她给出了正当的理由，那就是她认为这些描写在小范围内展现了“导致苏联共产党建立和解体的同种原因：党派的对抗性斗争”（292）。
莱辛加入共产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遇到了戈特弗里德·莱辛。他们于1943年结婚。戈特弗里德来自于俄国的一个望族，是被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后代。1917年革命后又回到德国人的身份，之后根据纽伦堡法律被划为犹太人。按他妻子的话来说，他还是“冷酷的、尖酸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具体化展现”，一个人人都害怕的“不友善的沉默男人”。（288，301）
戈特弗里德没有被直接写进玛莎·奎斯特系列小说，因为当她进行创作的时候他还活着。（他以东德大使的身份出使乌干达，在推翻伊迪·阿敏的政变中丧生。）莱辛最大努力地为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男人辩解，使他更加人性化。她用“悲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性生活。她写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异常亲切的女人，“将他的男人视为孩子来照料，甚至在夜晚那黑暗的时刻里也依然如此。”（303，318）
戈特弗里德是鼓励她写作的，虽然对于她所写的内容并不赞同。“我最喜爱、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她与他结婚是为了让他免于被当作国外的敌人而被拘留，为了更有利于他申请英国的公民身份。因此这段本来早该结束的“不幸福却仁慈的”婚姻一直维持到1948年。（293，358）
四
莱辛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求独特风格的伟大作家——她写作速度很快，也极少修改。前三部关于玛莎·奎斯特的小说，至少从它大的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在缺乏想象力的语言和小说形式毫无创新的情况下走了弯路。小说女主人公被动的性格使问题更加严重，她虽然对生活很不满，却无力以任何有益的方式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即使这些小说不耐看，它们也至少证实了她的巨大野心，就是写一部在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成长过程的教育小说。
莱辛并非无视自己的基本问题，即19世纪的各式人物形象在她的书中已经被描述殆尽。在写完第三卷之后她中断了玛莎·奎斯特系列，以形式大胆的《金色笔记》开辟了新的阵地。间隔七年后她以《被陆地围住的》续写了这个系列。通过她在风格上的尝试，在反映出玛莎对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不耐烦的同时，也折射出莱辛对自己写作手段的无法容忍；在这个系列的完结篇《四门城》之后，莱辛的写作之路继续向前，没有退回到早期作品的风格。分别完成了《堕入地狱简况》（被她称为“内心空间”的小说）、《幸存者回忆录》以及思索性的《南船星座的老人星》系列小说。莱辛所要追求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的，是一种更为关注内心、更为详尽的当代概念。不仅体现在人物，还体现在自我及其时间体验方面（包括历史时间）。一旦企及，19世纪特有的那些符号便会自动消失。
自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后，莱辛与妇女运动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融洽——尽管这部小说被她们称作是女权运动的奠基之作。并且与学术界陷入了极其敌对的状态，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对于最热情的女权主义信徒，莱辛与她们都警觉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将文学评论家斥之为作家背上的跳蚤。同样，她也被女权主义者们攻击（艾德里安娜·里奇便是其中之一），认为她没有理解女权主义自成体系的政治活动。学术界则指责她努力控制他人对自身作品的解读，而不允许学术界在原作品基础上的释意创新。
在自传中她毫不掩饰地对当时“正确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她认为这与共产党在全盛时期的所谓“路线”没什么不同。因此，尽管经历过父亲胳肢的游戏，她将20世纪晚期对于猥亵儿童的担忧描述为“歇斯底里的大众运动”。她谴责“女权主义者因贪婪和报复而提出离婚的做法”。书中记录到自进入青春期后，“相对于阴蒂的次要的、低级的快感”，她更喜欢阴道“惊人的潜在性”。“如果被告知阴蒂高潮和阴道高潮在数十年内会成为意识上的敌人，我绝对以为那只是说笑。”至于社会对性别的诠释，她回忆起“残忍”二字。与之相关的是她从另一个女人那里抢来了第一任丈夫。“女性基本的残忍……远比基督教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野蛮道德的软化剂出现得更早。这是我的权利。当在自己或者其他女人身上发现它的踪迹时，我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313，25，404，26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