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创作的诗意与性别的演绎
作者：吕洪灵
II
诗意的意义还在于摆脱性别意识的束缚。如前指出，伍尔夫提出的“女性的句子”和“双性同体”相辅相成之处在于对性别意识的解构。伍尔夫在这方面的认识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意义的。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主旨还在于争取两性的平等，而伍尔夫已经看到两性差异与互补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克里斯蒂娃、巴特勒等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两性的思想有所呼应。她的小说《到灯塔去》第一章主要通过拉姆奇夫妇对到灯塔去的不同的反应引出男女之间社会性别的差异，中间一章则跨越十年穿越性别的差异，到最后一章拉姆奇一家完成了到灯塔去的夙愿，画家莉莉也终于有所顿悟以点睛的一笔完成了拉姆奇夫人的肖像，实现了性别差异的融合与升华，也实现了艺术的追求。变性畅想曲《奥兰多》则描绘了一位青年才俊跨越时空，变换性别、身份的故事，暗示了虽然人生来有生理性别的差异，但两性终归有融合超越的可能。“你是个女人，夏尔！”“你是个男人，奥兰多！”Virginia Woolf, [WTBX]Orlando:A Biography, San Diego: Harvest/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3,p.252. 奥兰多与情人相会时的对话是这一思想的最佳写照，象征了性别意识的多样化，应和了巴特勒对性别认同的二元解构。然而无论怎样超越，这一切都源于对女性本体的关注。通过《自己的房间》等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中女性境遇的思考，伍尔夫才看到女性创作中的问题，提出“双性同体”的创作理想。她的小说中像拉姆奇夫人（《到灯塔去》）、黛洛维夫人、雷切尔(《远航》)这样的女性角色往往被孤独感所吞噬，生活在大写的“I”的阴影之下。拉姆齐夫人要为丈夫向R进军拉姆齐先生将自己的追求简化为一张字母表，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Q的高度，接着就要向R迈进了。而尽心尽责地扮演好自己家庭主妇的角色，却很少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慰藉；雷切尔在弥留阶段依然摆脱不了这种孤独的感觉：“她跌进了一个黏糊糊的深水池里，最后水淹没了她的头顶。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种模糊的、越来越响的声音，那是海浪在她头上翻腾的声音。”Virginia Woolf, [WTBX]The Voyage Out, The Definitive Collected Edi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0, p.363.
凌叔华的《古韵》引起伍尔夫的关注，如塞尔玛·迈耶罗维茨（Selma Meyerowitz）所说，也正在于她“发现了叔华对中国女性在家庭社会的地位的描写的重要性”。Selma Meyerowitz, “Virginia Woolf and Ling Su Hua: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rrespondences,” in [WTBX]Virginia Woolf Miscellany, Spring 1982, 18:3.和伍尔夫一样，凌叔华的作品中饱含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我们知道，20世纪初生活在官宦人家的中国女性依然得和其他女人共同服侍一个丈夫。凌叔华在《古韵》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男人和六个妻子的故事，也是她自己在这个家庭成长的故事。中国的闺阁政治在她平静的叙述中展开。五太太和“我”的母亲（四太太）知书达理、贤惠温存，但却因为没有生育儿子而受到三太太和六太太的欺负。当“我”——母亲的第四个女孩诞生之时，她竟然不敢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别告诉别人这个孩子出生了，这只会让他们说她又生了个……’泪水让她哽咽，说不出话来了。”Ling Su Hua,[WTBX]Ancient Melodi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SackvilleWest,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p.68.而且，一个贤德的女人必须在丈夫纳妾的事上表现得宽怀大量：“妻子不肯让丈夫纳妾，在当时是不合适的，有德行的女子在这种事上应当心胸开阔。”Ibid.,p.34.大太太如是认为，“我”的母亲也相信这个道理，一入夫门就无奈地接受了自己做四夫人的命运，日后还得堆起笑脸迎接另外两位夫人进门。“我”生活在这样的官宦之家里，也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从小就感到了由生理差异引起的家庭、社会地位的差异：“想到自己只是个女孩子我常常会感到不开心。我不敢随意地说笑，因为我对自己是家里不需要的人这个事实很敏感。” Ibid.,p.201.
用巴特勒的理论来看，“我”和“我”母亲进行的是一种性别表演，而且，这种表演不仅是社会文化构成的，更是具有选择性的，允许差异性的。先前的不少女性主义者主张社会文化决定了人的性别意识，巴特勒认为这种论调抹杀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她更认同“历史的和人种学的立场，将性别理解为在可以界定的语境中所建立起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参见:
具体到凌叔华的小说中，“我”和“我”的母亲们生活在改朝换代的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拥有多个妻子的官员的家庭中，“我们”从已有的社会话语结构中获得自己对性别身份的认知，历经不断的假定和重复，表演出自己的性别。“我”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从父亲母亲、从周围的人、从三从四德的古训、从社会上不断接受原有的性别认同话语，并在理解接受中不断地表现演绎出自己的性别。感到不开心，不敢随意地说笑都是“我”在当时特定的男尊女卑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性别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压抑了自我个性的发展，倘若不是“我”后来表现出绘画的才能，“我”就不会得到父亲的赞赏，也得不到日后发展的机会。而“我”的母亲凡事从大局着想，处处息事宁人，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处理事端之时又表现出一些男人的气概，这也是她的性别表演，一方面迎合传统对她的期盼；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她饰演性别角色的主动性和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巴特勒认为性别（意识）是多样化的，不仅仅限于两种形态的看法。
凌叔华小说中的闺阁女性自然不同于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她们的区别也正在于表演的方式不同，不同的文化和特定的语境形成她们独特的性别认同。女性在伍尔夫的小说里所进行的“性别表演”更多的是她们对西方文化及话语形态主动且选择性接受的结果。黛洛维夫人生活在战争遗雾弥留、维多利亚时期习俗依然作用的伦敦上层社会，从女友萨莉，男友彼得，丈夫达罗卫，自杀的萨普蒂默斯等各色人等身上，她丰富了自己对自己性别的理解，在重复和模仿中演示出现在的自己。如巴特勒所说，性别主体是“认同的历史，其中部分可以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展示，而且，正是因为将个人历史的偶然事件编码，认同并不总是指向任何一种内在的统一”。Ibid., p.331.黛洛维夫人在各种偶然的因素作用下，表现出自己当时的性别认同，尤其是在听到萨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她的演绎最具代表性：“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很像他——那个自杀了的年轻人。他这样做了，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他们照样活下去……她必须回去。必须振作精神。”Virginia Woolf, [WTBX]Mrs. Dalloway( The Definitive Collected Edi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0,p.165.性别（意识）是多样的，黛洛维夫人在经历了萨普蒂默斯的自杀后，丰富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认识，因此还将在新的层面上演绎自己的性别。
也正是因为认同的偶然性，伍尔夫另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奥兰多才会在两性之间自由地驰骋，进行不同性别的演示，《到灯塔去》的莉莉才能完成那一精髓之笔。在她们性别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期盼，以及女性在各性别角色认同过程中所经受的彷徨与苦痛。奥兰多变成女人后为收回自己的财产和证明自己的身份屡遭挫折，黛洛维夫人竭力要维持自己议员夫人的形象，拉姆齐夫人竭力要照顾到每一个人，尤其是自己丈夫的感觉，雷切尔则渴望独立和自主却不能摆脱权力社会带给她的恐惧……从这一点上来说，伍尔夫与凌叔华是一致的，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性别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各具特点的表演，具有内部颠覆的力量以及相应的社会属性。
III
无论是伍尔夫还是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她们在性别认同的过程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压制，孤独、荒凉在她们的心中徘徊，自然也在伍尔夫和凌叔华的心中盘桓。不过，从她们作品中角色的性别表演，从她们“女性的句子”中，我们看到，个人的孤独、愤懑并没有成为她们写作的主要内容，而是被转化成写作的动力，所以才创造出充满个性而又极富诗意的文学作品。如凯利·里奇所言：“女作家不可以忽视自己切实感受到的愤怒，但是，过于将注意力放到愤怒上面就是压抑愤怒。相反，认清愤怒及其缘由可以让女作家从社会规约中解脱出来，自由地写作，而不掺杂愤怒。”参见 Carrie Richey, “Writing As an Angry Woman.”
（吕洪灵：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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