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感谢马克·吐温
作者：吴钧陶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马克·吐温是一位幽默小说家、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游记和传记作家。他创造的哈克和汤姆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特别通过影视的传播更使人难以忘怀。
这样的印象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全面。马克·吐温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杂文、政论、演说辞、书信等尚未与我国读者见面。如果我们读到这些上百万字的文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一位全面的马克·吐温，真正的马克·吐温。他不但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小说家、游记和传记作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直言不讳的政论家、机智敏锐的演说家、悲天悯人的预言家。他的思想其实是他全部作品的底色，他的幽默往往是暗藏机锋的，他的玩笑常常是隐含眼泪的，所以并不存在两个马克·吐温，并不存在幽默和悲观相矛盾的马克·吐温。如果我们读读他摘下玩笑的面具而严肃认真地写下的文章，我们便可以对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读读他的对话论述《人是什么？》，他的寓言小说《四十四号——神秘的外来者》，以及他的杂文《记录天使的一封来信》、《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私刑合众国》、《沙皇的独白》、《国王利奥波德的独白》，还有关于亚当、夏娃、撒旦、伊甸园的调侃小品文。我们可读到一颗正直、善良、唯真理是从的心；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疾恶如仇，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他的祖国境内）发生的任何暴行、压迫、残害、剥削的正义的声音。他不畏强梁，傲视王侯，甚至对基督国家目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也敢幽默一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特别感谢马克·吐温在我们惨遭列强欺凌宰割的清朝末年，对我国人民热情关怀，为我国人民的不幸遭遇仗义执言，大声疾呼，几乎是单枪匹马与国际反动势力作战的高尚行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我国经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百年创伤的开始。相反，这一时期的美国却是处于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时期。美国一些商人除了从非洲贩卖黑奴，充作本国的劳动力以外，还从我国招募“苦力”。1840年在美国的华人只有八人；1860年便猛增到三四万人。1862年，马克·吐温从美国东部来到西部，在费吉尼亚城任《企业报》记者，写了一篇《唐人街》的报道。1863年，他来到旧金山，这里华人较多。一次，他看见一群孩子在街上欺侮一位华人，像恶魔一样揪住这人的辫子（清朝男人即使留洋也要留长辫），尽情作弄。马克·吐温义愤填膺，写了一篇《该诅咒的儿童》，发表在纽约的《星期日水星报》上。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华人头顶一篮衣服，不声不响地从街上走过，一群屠夫却放出狗去咬他；狗在撕咬华人，其中一个屠夫还走上来火上浇油，拾起半块砖头，把那华人的牙齿敲掉好几颗，让他咽下去。”为背井离乡、孤立无援的我国同胞写这样的揭露文章，可见马克·吐温的侠肝义胆。可是报社却把文章扔在一边，不予发表。
1868年8月4日，纽约《论坛》杂志上，刊登了马克·吐温的一篇专论《美中条约条款阐述》。这里的条约是指1868年7月28日中美签订的所谓《蒲安臣条约》。蒲安臣原为美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后来清政府“洋为中用”，聘请他为大清的赴欧美外交特使，也算是一种“外援”吧。蒲氏与他本国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签订了条约，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不过，这一条约的某些条款从字面上看，蒲氏为中国在美国的华人争得了一些 “互惠”。因此，马克·吐温为之欢呼：那些恶棍“再也不能对华人使枪弄棒，再也不能对华人动用拳脚，再也不能对华人纵狗行凶了”。
可是，没有实力作后盾的条约，只不过是白纸上印了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而已。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美国有人认为，上述条约中“互相移民条款，是为促进中国劳动力向太平洋沿岸输入，主要去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工作，因为该项工程的劳动力正发生困难”。等到铁路竣工，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资本家便翻脸无情，认为华工是一种负担。有人叫嚷“华人夺走白人饭碗”，“华人是些恶人”，“从中国这样大量移民，我们美国有黄种化的危险”等等。在反华、排华的谬论挑动下，各地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哪里是什么条约能够约束得住的！马克·吐温善心不改，仍然为我们中国人拿起笔来。他在1870年至1871年连续发表了尖锐的讽刺小品《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深刻揭露的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杂文《一个中国人在纽约》，1877年，写了以华人洗衣工为题材的剧本《阿兴》。
在上述《美中条约条款阐述》一文中，马克·吐温还为我国打抱不平，抨击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喧宾夺主，在中国领土之内，强行划出所谓租界。租界之内是洋人的独立王国，行使他们的“主权”，向中国人摊派租税，把中国人看成“低下的蛮族，不配享受仁慈”，“活该被人踩在脚下”。马克·吐温警告说，如果不结束这种罪恶的租界制度，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中国人民迟早会起来作殊死斗争，把洋人全部赶走。
租界制度的始作俑者是英帝国主义者。他们根据强迫清朝廷于1842年签订的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除了取得两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和割据香港以外，还获得“五口通商”的权利。1845年，又据此条约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建立了英租界。1849年，法国“不甘落后”，在上海建立法租界。以后，天津、汉口、九江也相继冒出了“租界”这种国中之国。
打开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真是血泪斑斑，不堪回首。史书上接连不断地记载着战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日、俄、德等帝国主义狼犬把东方巨龙撕咬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是，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殊死斗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等人民革命运动一浪又一浪，掀起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怒潮。1900（庚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员们用血肉之躯面对洋枪洋炮，顽强战斗、宁死不屈，其英勇壮烈之举、可歌可泣。当年，侵略者以一些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被杀害为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十万人的“八国联军”，攻占津、京、山海关及山西等地；帝俄更单独调骑兵十七万攻占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清政府不得已，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屈膝投降的《辛丑条约》。对方除八国以外，还增了西、荷、比三国来分一杯羹。条约规定我国赔款银九亿八千余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拆毁大沽炮台；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的道歉等等。
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获全胜，中国人民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之际，有谁会为我们哪怕是说一句公道话呢？有，那就是当时已誉满美欧各国的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当时已六十五岁，早已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本可以赏心乐事，息影田园。如果他不屑于像其他“爱国者”那样，支持政府对外扩张，派兵远征，尽可以闭口不谈国事，一心只搞文学。然而不，他“吾爱吾国，更爱真理”。六十岁时，他为了还清债务，去大洋洲、非洲和欧洲长途旅行，演讲、朗诵、撰稿以筹款。知道中国在受到列强百般欺凌的时候，他难抑激愤之情，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仿佛他是一个中国人。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着高踞君位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全都赶出去，永远把他们拒于门外。”1900年10月6日，他返回美国之前，在伦敦接见纽约《世界报》记者，表示反对美国同其他侵略者串通一气：“我不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我们自己在地球上到处扩张是同意还是反对。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将感到遗憾……在中国，没有我们的事，就像在任何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我们的事一样。”他乘船回国，一下码头就声明自己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反帝同盟。11月23日，他发表演说：“洋人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只是惹是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如果他们都滚回去了，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幸福的地方啊！我们不许中国人到这儿来，那我必须严正指出，我们应该懂得让中国决定谁可以到那儿去……外国人从不需要华人，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坚定地需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祖国，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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