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超验主义的启示
作者：简功友
先拿海丝特来说，她首先因为与丁梅斯代尔的不法爱情（自然属性的彰显）而触犯戒条，受到政教合一清教主义社会的惩罚，即在刑台上示众并永远戴着红字A表示犯了通奸罪。她触犯戒律，是彰显了自然属性；而她接受惩罚，并且是出于自愿努力按照社会的要求去改变自己，这又是压抑自然属性彰显社会属性的表现。而彰显社会属性使她赢得人们的认同与尊重。火红的A字也由通奸（adultery）变成了能干（able）和天使（angel）的意思。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已是最高的荣誉了。但这却同时又是一个体现灵魂二性对立斗争的过程，惩罚让她拥有了社会属性，就得压抑自然属性。
然而这一切变化对海丝特来说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她的自然属性仅仅只是“不再表露出来”。人类灵魂深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是永远都同时存在的，只是在具体时间段一种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暂时隐藏而已。其实，海丝特内心里一直都很难认同自己的罪，而相反她却觉得她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情“本身具有某些神圣的地方”。显然，社会的惩罚并不能改变她灵魂深处的东西，因为灵魂总是应答自然的。所以到第18章（一片阳光），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在远离了社会的清规戒律时，更是在那自由自在的大自然中，海丝特摆脱了红字的重负，与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规划了美好的前程，同时自然的属性也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而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灵魂深处同样是摆脱不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纠缠。他一方面热爱神职工作，追求功名利禄，遵守清规戒律（犯罪后），处处表现出一个上帝的使者和德高望重者的形象。甚至当他们决定逃离那是非之地的时候，他仍没有忘记他要在庆祝选举的布道会上宣教。在他看来，这样一来他就“并非未尽公职或草草了事”（p.168）。所以当他获知从计划那天算起的第四天才有船的时候，他暗自庆幸。但就是这样圣洁的一位牧师，这样忠于职守的一位牧师，在即将摆脱多年的压抑而看到幸福曙光的时候，自然本性也就自然流露。而树林里的契约，无非就是对自然属性的回归。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深处属于灵魂的东西仍然应对着自然的规律。
其次，在超验主义自助精神和补偿原则的启示下，霍桑为清教主义的罪恶找到了价值，肯定了人类罪恶的积极性，从而也为洗刷其祖先的罪恶找到了理论依据。
清教主义家庭传统给霍桑心灵烙上了深刻的罪恶意识，他完全相信人类的堕落。霍桑更是一直为他祖先迫害异教徒的往事而耿耿于怀，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此他身上背负着两种罪孽：人类的堕落和祖先的劣迹。这两种罪孽犹如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也一直想从这个漩涡中摆脱出来。改姓一事足见其心灵压抑有多么沉重。而在《红字》的序言《海关》中，他明白地写道：“不管怎样，我当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后人，特此代他们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p.6）可见这种为其祖先洗刷罪恶的意图是多么强烈。但霍桑一直没有找到洗刷的最佳方法。爱默生的思想给他带来了灵感，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爱默生在《论补偿》中指出，“同样的二重性构成了人的天性和状况的基础。过火引起不及；不及造成过火。每甜必有其酸；每恶必有其善。” ② “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软弱。……伟大人物总是甘愿渺小。他一旦坐在有利的软垫上，他就进入梦乡。如果他遭到压力、折磨、失败，他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他就增添了智谋、勇气；他就获得了信息；了解自己孤陋寡闻，治愈了他的自大狂；学会了稳健和真正的技能。”③正是超验主义的这种辩证思想使他眼前一亮，产生了善恶相生的辩证观，肯定了大恶向大善转变的可能。他甚至坚信正是有了罪恶，人才能变得高尚，从而获得救赎。这也与超验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威廉·艾勒里·钱宁的观点遥相呼应。而对霍桑而言，只有经历了罪恶的洗礼，有了罪恶的种子，才有对罪恶的深刻理解，从而激起对善的向往，人因此也就走向完美。
在《红字》中，主人公海丝特的经历完美地体现了恶乃善之所依的思想。海丝特通奸之罪暴露以后，尽管受到了惩罚，却仍然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对自己说，这里曾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这里也应是她接受人间惩罚的地方；这样，或许她逐日受到的耻辱的折磨最终会荡涤她的灵魂，并产生出比她失去的那个还要神圣的另一个纯洁，因为这是她殉道的结果。”（pp.59—60）丁梅斯代尔牧师也深深体会到罪恶对荡涤人类灵魂的作用。“作为一个一度犯罪、但又因未愈的伤口的不断刺激而良心未泯并备受折磨的人，他或许会认为比起他从未有过罪孽反倒在道德上更加保险。”（pp.156—157）他甚至认为，罪恶即使没有受到的公开的惩罚，也能让人向善。“他们尽管有着负罪感，然而却保持着对上帝的容光和人类的福祉的热情，他们畏畏缩缩，不肯把自己的阴暗和污秽展现在人们眼前；因为，如此这般一来，是做不出任何善举的，而，以往的邪恶也无法通过改过来赎罪。”（pp.100—101）正如罗伯特·E.斯皮勒所指出的，“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探寻罪恶的观念以求得上帝允诺的解放。霍桑这位人道主义异教徒，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并很少顾及来世可能会发生的事。” 罗伯特·E.斯皮勒：《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7页。张晶在探讨霍桑作品对清教徒极端主义本体论危机的拯救时，也曾从宗教哲学的视角指出了霍桑的这种善恶相生的辩证观：“然而霍桑通过《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玉石人像 》中米丽安的苦修和忏悔等方式的救赎化解了善／恶二元对立的矛盾 ，她们先为罪恶所丑化，后为恩典所改造。批判了清教徒所恪守的极端主义本体论的偏执，指出上帝／邪恶二者互为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把恶的存在看成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救赎和信念达到道德和精神上的升华 。” 张晶：《从宗教哲学视角解析霍桑作品中的清教主义观》，载《外语教学》，2005年第5期，第84页。
霍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提醒当时的美国人重新戴上红字；其二是让人们正确理解人类的罪恶的积极意义。整部小说给人这样的启示：人类之罪并不可怕；相反，正是有了罪恶二字，人类才真正变得伟大。
四
尽管霍桑对超验主义和对清教主义一样，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但超验主义因其本身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它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一个人在思想上是很难逃脱时代的樊篱，尽管他可以对当时的思潮持有怀疑态度，但他绝不能摆脱时代思潮对他的耳濡目染。就像当今的中国，当“超级女生”唱响神州大地的时候，尽管有许多的人对此现象不以为然，但“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PK”等因超女大赛而流行起来的话语却充斥他们的谈笑空间。而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影响也完全有类似的逻辑。我们的确可以肯定，霍桑对超验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赞同，特别是对爱默生那种相信人类像上帝一样完美神圣的盲目乐观思想极力反对，他在小说中大力宣传清教主义的罪恶思想，重提被世人所抛弃的红字，就是针对爱默生这种盲目乐观思想的。但毕竟超验主义思想也有它本身的历史进步性，对当时美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霍桑也并未完全摆脱超验主义带来的部分影响。爱默生对自然的强调，认为“灵魂应对自然”以及“自然具有启示性”的观点让霍桑获得了灵感，肯定人类灵魂深处“自然属性”的一面，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而爱默生在《补偿》中提出的辩证法思想，又为霍桑对先祖的罪恶的愧疚找到了救治的良方，让霍桑形成了善恶相生的观点，认为犯下罪恶就是大善的开始，既为先祖洗刷了罪恶的血迹，又为世人找到了正视罪恶的勇气。而这两点为霍桑构建新的启示（新的宗教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简功友：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270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