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超验主义的启示
作者：简功友
关键词：超验主义 灵魂 二性对立 善恶相生 救赎
一
超验主义的诞生与霍桑的文学生涯差不多同步，它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新英格兰。尽管超验主义者人数甚少，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波及到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吹响了美国精神独立的号角”，为美国文学的自觉提供了足够的动力。“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一代美国文学大师，无不深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 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275页。姚乃强和胡允桓两人都在各自《红字》译序中提到了霍桑的创作受到了超验主义的影响。姚乃强指出：“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他对这种变化迷惑不解，加之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这种保守性还因受到他世界观中强烈的清教徒意识（加尔文主义）、超验主义（爱默生的自助哲学）以及神秘主义等的影响而盘根错节。” 霍桑：《红字》，姚乃强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9页。胡允桓也曾在译序中写道：“1842年婚后，霍桑便迁到康考德居住。这里不仅是爱默生的家乡，而且是梭罗‘返回自然’的基地，堪称是那一代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大本营。可想而知，霍桑后半生多在此地居留，与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大有关系。”（p.1）本文所引用《红字》序言及正文中的所有引言，特别加注的除外，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胡允桓译本，以下部分不再加注，而是在文中只用夹注形式标清页码。霍桑不光是接触了那种超验主义的氛围，他本人还的确进入到了超验主义集团中。但霍桑却不是超验主义者，也没有完全接受超验主义思想，甚至对爱默生他们那种将人性提高到神性的盲目自信不以为然，正因如此，他的代表作《红字》的超验主义解读还处于一种仍待完善的状态。事实上，如果采用超验主义的视角对《红字》进行解读，我们不光可以弄清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而且还可以更加透彻地厘清作品中的清教主义思想。本文将从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启示及其在《红字》中的表现入手，深入探讨该部作品中超验主义维度上的宗教思想。
二
要从超验主义的视角解读《红字》，首先得回顾一下霍桑和超验主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弄清霍桑对待超验主义的态度以及超验主义如何影响霍桑的文学创作。超验主义可以说是自然神论、浪漫主义以及美国革命等共同作用而催生的。它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单纯的哲学思潮，但“超验主义诞生的直接条件是波士顿一位论派。最初的超验主义者中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俄瑞斯特斯·A.布朗森、西奥多·帕克和乔治·里普利。他们都是一位论派传道人”。正因如此，“超验主义的形态基本上是由这些宗教人物所反映的宗教背景所决定的。超验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宗教运动。”史蒂夫·威尔肯斯、阿兰·帕杰特：《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第二卷），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超验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姊妹运动，发端于对一位论派神学思想的批判，同时采纳了威廉·艾勒里·钱宁的理论。因此，超验主义强调情感和直觉的作用，相信“超灵”的存在，并将人性提高到神性的高度，鼓吹人和自然都具有神圣性，并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超验主义者还把自己的各种思想付诸实践，建起属于他们的乌托邦——布鲁克农场。超验主义当时的确振奋人心，给人希望，但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
霍桑与超验主义的接触，或许要归功于其妻索菲亚·皮博迪。索菲亚一直都是爱默生的忠实崇拜者。1838年，霍桑遇上了索菲亚·皮博迪，堕入爱河。为了攒钱结婚，在富兰克林·皮尔斯等人的帮助下，他在波士顿海关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煤盐计量员近两年。接着，他入股参加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1842年，时年38岁的霍桑与皮博迪建立了家庭。婚后他们居住在康考德，这样就与超验主义的接触获得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在布鲁克农场劳动几个月以后，当要回萨莱姆去看望母亲和姐妹时，霍桑给索菲亚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布鲁克农场的生活相当失望。而当9月份再返回到布鲁克农场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是想尝试一下作为寄膳者住在那里看能否从事创作，然后他好同索菲亚结婚。
超验主义布鲁克农场的试验以失败告终。对爱默生这些超验主义者，霍桑颇不以为然，而爱默生对霍桑的看法也似乎一样。虽然霍桑同富勒和梭罗等超验主义者的关系要比与爱默生的真诚得多，但也并不是志同道合。霍桑对超验主义的怀疑和拒绝，简直完全否定了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影响。但我们还得追问一个问题，霍桑凭什么怀疑和拒绝超验主义？其实答案很简单，霍桑是凭他对超验主义的了解以及自己怀疑的个性。不管怀疑还是接受某种事物，一个人只有在了解这个事物之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态度。这里本文想要摆明的观点是，霍桑对超验主义知根知底。不管霍桑与爱默生、梭罗等人之间的观念分歧有多大，他们经常聚会，一块讨论各种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霍桑本人的性格使然，用若即若离来形容霍桑与超验主义或者超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吧，霍桑又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等人交往颇多，关系甚密；说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吧，霍桑与那些超验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很大。总的来说，超验主义对霍桑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与此同时，他与超验主义者之间还有共同的思想起点，那就是都“反对工业化时代的功利主义”，都肯定社会的混乱和改革的必要。他们的分歧在于一个更强调对社会邪恶的揭发，一个更强调对成功繁荣的追求；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但他们又趋向于摆脱社会混乱的共同目标。就这样在若即若离之间，在异而存同、同而存异的耳濡目染之中，霍桑在创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超验主义的启示。其代表作《红字》就明显表现出了超验主义的思维方式。
三
超验主义对《红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说的物质外壳，即文本的形式上。而最明显的就是超验主义的叙事话语在该小说中处处可见。戴维·冯·莱尔曾撰文一篇，题为《海丝特的迷宫：清教主义波士顿地区的超验主义修辞》David Van Leer, “Hesters Labyrinth: Transcendental Rhetoric in Puritan Boston”, in New Essays on The Scarlet Let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57—100. ，里面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他指出，《红字》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清教主义话语与当代表达法的奇怪混合”；他还以“言词时代错误”来概括这种叙事手法。而所谓的“言词时代错误”就是指“叙事者用了当代（作者生活年代）出现而在17世纪（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还没有的词语或概念”。这种“言词时代错误”最多的表现又是对作者生活时代的超验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词的较多“错用”。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其无处不在的、独特而丰富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而这种成功就是因受到超验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从历史角度来看，象征主义作为文学运动开始于法国19世纪80年代，迟于霍桑《红字》的发表时间。也就是说，《红字》可以算是象征主义文学中的开山之作，试金之笔。然而这部小说中象征主义手法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几乎体现了象征主义思潮的全部主张。“象征主义认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在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对应和默契。因此，可以用主客体对应的方式，用客观对应物来表现主体的心灵意识和精神状态。” 赵炎秋等：《文学理论教程》，岳麓书社，2000年，第326—327页。这种见解是在《红字》发表几十年之后才形成的，但这与超验主义的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应观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霍桑在创作《红字》的时候只能是借鉴了超验主义的观点才得以形成其独特象征主义手法。但超验主义对霍桑更多的启示却深藏于小说的思想内容当中，需要突破表层形式，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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